徐国栋民法典（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

法学研究生三年应该如何度过？过来人给个建议吧。感激不尽。

一个学长的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学法十年

自1998年入河南大学成为一名法科生，我习法已整整十载。从还充满好奇的 “小青年”，到已近而立之年；从一名中学生，到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从对法的近乎无知，到后来的系统研习；从走出河大园，到再次步入明伦街85号，我人生的十年过去了----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十年。十年了，每忆往昔，总不免感慨颇多；十年了，该有一个总结了。

真的好感谢老师们给的机会和教诲----正是这份机会和教诲，使我十年中的最后一年幸运地获得了无比丰富的意义，阻止了我因多年来的碌碌无为而欲对自己的痛骂。就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是我人生思考最多和认识提高最快的一年，就专业来说，尤其如此。小学生只学习知识和生活的基础，中学生则仅仅是建立了对事物 “对或错”的简单二元判断（这或许与他们平时的考试训练有关----题答对了就得分，否则就不得分），即使大学本科生也不过是借助于概念、命题较为系统的掌握了一门知识框架----他们掌握的概念、原则、命题往往是没有语境的，生硬、孤立、抽象、形式化而又程式化，这种知识框架充其量只是“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依赖教科书，每天看得也是教科书，甚至把专业学习理解成是对教科书的掌握----教科书掌握住了，专业就学成了，到工作岗位上就可以大展宏图了。他们认为教科书，尤其是知名教授编著的教科书，讲得就是对的----顶多有一点对“来自其他学者或任课教师的批评”的认可；他们也同样迷信老师，认为老师讲的也都是对的，殊不知，老师讲的仅是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结果他们往往欠缺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也无法形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学习的习惯和素养。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事物是复杂的，有时无法通过下确切定义的方法来理解；事物有许多侧面，掌握这些不同的侧面也许就是对事物的正确理解；非要下个定义，看似准确，实则谬误。结果，他们不知不觉养成了一种“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或许，从许多学生递交的论文中“概念+特征+作用+历史+意义”的套路和将近80%的篇幅占有量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不幸的是，我曾经就是“他们”的一员；但幸运的是，通过任瑞兴老师的指导和一年来的学习和思悟，自己意识到了这些，并着力进行了矫正。

一、一年来的收获

第一年的收获之一是，补充了法哲学和法律史知识。法理学其实无非是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把各部门法的共性东西抽出，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成一个合理的体系，并成为各部门法均可以找到指导原理的基础学科，但这还是从法律自身认识出发去解释法律关系和法律问题。而法哲学是一种用外在于法的哲学视角和高度来审视法，给我们提供了更广泛的遐想空间和参照系，并带来了抽象的概括能力和勇于探求深度的决心及习惯。立法规定的是条文，课堂学的是规范，而我们却要理解法的精神----法哲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法进行哲学分析进而找到法之精神的方法。研究法，不仅需要共时性的思维还需要历时性思维，去比较不同概念、原则、制度，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出一定的规律，进而获取对问题的通透理解，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丰富对法的认识，所以，法律史知识很重要。并且，法律史学习中强烈的史料意识，对提高我们的资料收集能力、训练掌握较好的整理方法和获取较多的研究资料和相关信息都大有帮助。

收获之二是，确立了明确的学术兴趣和方向----民法法典化。法典化相关理论可谓是最为宏观且最具哲学思维和高度的民法理论，就中国的语境而言，它还是立法和民法理论界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关注的中心点。法典理论提纲挈领式的高度，使我们可以去俯视鸟瞰民法体系的整体面貌，明晰各具体制度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获取对民法的体系化认知，领略民法作为私法之理念和精神。法典化程度是一个社会法律制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正式的民法法典化从1998年（民法起草小组的成立）就开始启动工作。当下的法典论战持续激烈，从“绑联”、“现实”、“浪漫”三种思路，到“梁慧星版”、“ 王利明版”、“徐国栋版---《绿色民法典》” 三个学者建议稿；从“物文主义”、“旧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三种精神，到“法国”、“德国”、“国产” 三个模式；从“九编”、“七编”、“五编” 等编数设计，到“人格权”、“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法” 等内容的位置安排，等等。以往的经验证明：论战越激烈，民法典越先进；分歧越多，法典越科学。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争吵，真可谓是我国法学界的一大盛事，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种法学上的进步。不管未来的民法典有多少“徐国栋成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谢他所荡起的“学术涟漪”、善意的“鄙视”和理性而又歇斯底里般的“叫嚣”。自己原本就比较关注法典化问题，又受到魏磊杰师弟的启发，所以我现在的研究路向首先选择了法典理论，而且我觉得作为民法方向的研究生应当置身、跟进和融入到民法法典化----目前最主流也最富时代意义的民法理论潮流中。

收获之三是，从“学习英语”到“利用英语”思想意识的转变。这个假期，有幸跟着魏磊杰翻译了篇文章，并荣幸能得到了魏磊杰的充分肯定。这是我第一次去系统的翻译一篇文章，英语算不上好，再加上专业英语知识的欠缺，说真的，自己最初的心态可谓是如履薄冰，生怕有负所托。但经过一个月以来的尝试，我感觉到：外文的译介实属不易，然大胆去做，“则难者亦易乎”！外文的译介对我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社科院渠涛教授在其《最新日本民法》的后记中提到中国人在学习外语问题上的一个共同认识是“英语是哭着进取，笑着出来；而日语是笑着进取，哭着出来”。这一个月以来的经历使我非常认同此言。而且，对我来说，努力的结果不仅仅是把英语文本译成了中文文本，更是掌握了一种研读、翻译、利用外文的学习和科研能力。彭小龙师弟说现在北京的学者都不屑于搞翻译----太浪费时间，而且外文的翻译已不再看成是科研成果，不如搞文章或写专著，象王轶等青年才俊都不去搞翻译。我本人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国绝大多数法律都是 “西方舶来品”，因此，对西方语言的良好认知应为法律人的基本素养。翻译外文可以提高外语水平和运用能力，而且也只有先熟练掌握翻译----这种准确理解外文的能力之后，才可以在直接引用外文时做到准确和得心应手。实际上，日本大村敦志所著《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由王轶校对的。当然我也深知，不是靠翻译一篇短文就可以掌握一种外语能力的。我给自己制定了今后的训练计划：我已通读了《民法通则》、《法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基本把民法中的概念、术语和用语习惯给掌握住了，接下来争取在一至两年的时间里，与他人合作去翻译3、4篇文章和一本书，学会如何去选择所要翻译的文本、如何组织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怎样去联系文本的原作者并争取他的翻译授权和如何把这些辛苦的工作转换为成果。最后一年，自己开始去翻译德文文本。

收获之四是，跳出了教材的包围圈，学会了读书，尤其是读好书。就像不能老觉得英语还没学好就一直去“学”英语，而应学习如何使用、利用英语，我们也不能把专业没学好当成是教材还没掌握的足够牢，其实专业没学好，也许反而是我们教材看得太多了。认识到这点之后，我决定除非有必要否则不再去看教材，要看好书。何谓好书呢？我觉得教授们写作时经常引用的往往就是好书、好文章。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假期，专程去了两趟郑州，又委托北京的同学选购了一批，还通过当当网、卓越网买了多本。好书的确不一般，象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茨威格特、克茨著的《比较法总论》、约翰•亨利•梅里曼的《大陆法系》、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梅因的《古代法》、大木雅夫的《比较法》、弗朗茨•维亚克尔的《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艾伦.沃森的《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纪坡民的《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和《产权与法》、谢怀栻的《外国民商法精要》、我妻荣的《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苏永钦的《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星野英一的《私法中的人》、埃尔曼的《比较法律文化》等等，这些好书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收获之五是，搜集和整理了许多资料。学会整理和收集资料，是为学的基本功，除了购置多本书籍外，还通过互联网收集了许多好资料。首先，找了几个同学，进行分工，把民商法学界还包括许多法理法史专业的大家的文章，都从不同的网站上找到了，然后分门归类，大家资源共享。其次，找到了几个非常有用的网站，从中下载了许多好资料，如：史尚宽、王泽鉴的所有力著；法学家茶座全集；民商法论丛大部；法律出版社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梅迪库斯德《德国民法总论》）系列全部；德国、法国、日本、台湾的民法典中文版、多个国家民法典的英文版和几乎全部的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葡萄牙等语言版；还有德、法、美、英、日、意等国家的多本也已翻译过来的名著；关于民法典专题的所有在网上能够找到的文章。

收获之六是，学习了第二门外语----德语。德语（Deutsch）是德国、奥地利的官方语言，也是瑞士的4种官方语言之一。德语是1亿多人使用的母语（总计约为1.1亿）。它最初在德国、奥地利、瑞士北部、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意大利南提洛尔，比利时的一小部分地区，部分波兰地区和部分法国阿尔萨斯地区内使用。另外，在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内，例如纳米比亚拥有大量的说德语的人口，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中，仍有少量的说德语的少数民族。此外，苏联和罗马尼亚等国的德国移民区、以及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也有少数人使用德语。所以，德语是欧洲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语言，三个典型的民法典，其中两个都是德文的。况且加上中国的德国民法血统，我觉得学习德语非常必要。上个学期，跟着学校的博士生听了一个学期的课程，现在继续学习中。现今的德文著作和文章相对还很少，学好了肯定很有帮助的。再者，王老师说推荐我考中国社科院孙宪忠老师的博士，他是一个德国通，我觉得，学好德语，考他的博士应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收获之七是，也是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学会了如何学习。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不应当是本科之后的简单的时间累进，更重要的是掌握如何去学习、去发现和研究一些问题的方法。除了发现并努力纠正“概念+特征”式的学习方法外，我还拓展了利用外语创造科研成果的能力。自己翻译的文章将作为“转型时期的私法发展与法典编纂”一书中的一部分将由魏磊杰联系清华大学的高鸿均老师出版。我觉得，研究生阶段了，决不应该是再闷头苦读、自我封闭，应该多与他人和外界交流，看看其他同学，瞧瞧其他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人家在做些什么。其实，经验证明，与他人进行交流总能获得或多或少的知识，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法，只是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我还认识到，一年级打了基础之后，从二年级就应该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了。民法理论太广博了，不可能每一个内容都学的很精深，而且，学术成长的一般规律和道路也往往是抓住较小的范围和方向，做大、做强、做精，然后再从面上向其他范围拓展。树立专业兴趣和方向之后，应该围绕主题写一些相关的文章。学习，不仅向老师学习，更重要的是自己学习。上课是学习，交流是学习，自己看专著和文章是学习，写读书笔记是学习，撰写文章是学习，翻译外文是学习，搜集和整理资料也是学习。其实，只要用心，我们可以经常进入到一种学习的状态中去，即使看电视、逛街，只要带着一种理性和思考的心，我们会发现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与专业有关的课题，这也是在学习。通过思考和学习，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个知识点得以串连，并按照某种规律和逻辑形成体系。我认为，对于一名硕士生，于本科的基点上，再打一下基础，学会如何独立学习，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并进而作出些成果，写一篇不错的学位论文，就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学生，带着这些进入到博士阶段的学习就已经做的很不错了。

学习民法，两种思维应并进。一是微观思维。民法的概念、制度等知识点很多，也很琐碎，要把所有这些知识点都要搞清楚，不仅需要功夫、耐心，而且需要我们养成一种细心、善于具体分析、从细微处着手的思维习惯。二是宏观思维。民法不仅广博而且最富体系性，同样的内容给予不同的顺序安排，可能背后体现的立法意图、民法精神、价值取向就大不相同；民法制定和修改时往往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缘由变得十分困难；王泽鉴先生把“无权处分”喻为“法学上的精灵”，对该问题的处理，反映出立法者的立法水平。这是因为“无权处分”攸关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体系，与所有权、合同效力、不当得利、侵权等制度和问题也密切相连----这充分说明了民法强烈的体系性。王轶教授还专门撰文研究了民法的体系强制问题。学习民法，尤其要注意对民法的这种体系化认知。郭明瑞教师在其主编的《民法学》教材中也指出：学习民法，要使用体系化的方法。我们要了解民法的体系，理解其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就需要有一种不光停留在某一细节的宏观思维方法和习惯。当然，二者决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却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宏观问题往往需要具体制度的支撑；而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则需要用宏观的、抽象的概括捕捉其共性、发现其中的症结所在、进而得出准确的结论。所以，我也要求自己不仅要去写一些关于民法法典化的文章，也要具体研究民法中的具体制度，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

学习要有方法。星野英一教授在《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的中文版序中指出：我妻荣教授之所以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就，同先生先在青年时即以写就了方法论的论文和确立了方法论、然后一生一世追求这种方法，有密切关联。好的学习方法可使我们受到事半功倍之效。看了卡尔•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黄茂荣的《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胡玉鸿的《法学方法论导论》、杨仁寿的《法学方法论》、任成印的《民法方法论》、王泽鉴先生的《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林立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以及贺卫方、梁彗星、季卫东、王利明等关于如何学习法律的讲演稿。基本了解了研究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有“眼前一亮、豁然开朗”的感觉，相信这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

二、努力的方向

以前觉得自己啥都敢写，来读研究生之后，又觉得啥都不敢写了，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其实很无知。看得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所以，这一年来我一直处在一种因自己浅薄而心虚的意识当中，我对自己的能力深深怀疑，内心愧疚。尽管比磊杰高一个年级，但却发现自己的巨大差距。反省是为了使自我获取进步，自己深知自己是一个愚钝的人，没有磊杰的聪慧，唯有加倍努力，才能减少这种差距。

成果意识也很重要。付出努力和劳动的工作，尽可能把它变成有说服力的成果。对于要考博者，尤为重要。通过这将近半年的潜心读书，已掌握了一定的素材、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下面就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上几篇文章了。我也已把商法课的作业《浅论公司法与合同法的关系----以一个对公司解读的合同路径为视角》（现在题目是《公司的合同解读》）进行了修改投了出去，期待好的结果。《论民法典总则的技术构造》也已完成，修改之后，也准备投出去。磊杰这次回来，给我带来了珍贵的、从台湾复印的《奥地利民法》。这部法典大陆好像还没有公开出版的书籍，几部好的《比较法》谈到的也不多，我手头的近20本有关民法典的专著和论文集也都对此毫无专门谈及，网上查到的相关文章也极少。我想好好研读之后，写一篇关于奥地利民法典的文章。这些都是较为宏观的内容，还要写一些较为微观的，如特许经营合同、物上请求权与债权、侵权行为的关系等，我总共列了10个题目，争取在二年级全部完成。我觉得，经过一个较为充备的积累期后，已经有了许多的想法，“专业嗅觉”也增加了。之后，在写文章时，选定题目之后，看两周与之相关的书和文章，第三周开始动笔写，边写边看，第四周完成并修改。这样，如果全身心投入的话，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

我对自己专业兴趣的思考是：首先，近期的目标是：通过德国、瑞士、奥地利三个国家的民法典和相应的资料，去研究茨威格特、克茨“法样式论”中的德意志法系。其次，长远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以“查士丁尼皇帝罗马法法典编纂时期----中世纪----《法国民法典》编纂前启蒙时期----近现代”为时间纬度、以罗马法的建立、变种、继受、沉沦、发展为连线的知识脉络。这可以使自己建立起一个以罗马法为源头、以当代的普遍民法典编制为结果的呈纵向的私法知识系统，以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课题。我只是关注了近现代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到晚近的1992年的《荷兰民法典》，罗马法的知识还很薄弱，中世纪时期罗马法的状况如何知之甚少，而且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也不很多，增加了学习和研究的困难。今后更需要努力。

有没有理工科类的理论书籍推荐几本?

1、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勒内·达维德：《英国法和法国法》，潘华舫、高鸿钧、贺卫方译，中国政法大学印行，1984年版。

4、亨利·梅里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年。

5、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6、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9、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高鸿钧、贺卫方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

11、丹皮尔：《科学史》，李衍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12、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59年版。

17、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19、摩莱里：《自然法典》，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0、普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1、德萨米：《公有法典》，黄建华，姜亚洲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4、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睦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5、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26、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7、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9、尼布尔：《道德的人与非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1、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经校勘的重印版。

32、彼德·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34、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5、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卷一），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6、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7、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38、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9、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0、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增订版。

41、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2、王泽鉴：《民法总则》，2000年作者台湾自版。

43、周枬：《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44、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5、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6、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7、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9、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0、《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枚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民法典的颁布有何历史意义

《法国民法典》作为近代世界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曾跟随拿破仑的大军传遍了欧洲，并影响到世界各地，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和人类理性的代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法国民法典的一些规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凝聚着德意志民族理性精神的《德国民法典》颁布后，20世纪各国的民法典的制定多以其为蓝本，而《法国民法典》的一些缺陷则为人所诟病。然而，法国民法典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光辉，它在批评中依旧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并在法国人的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已将制定民法典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人们更多的是从立法技术角度推崇《德国民法典》，却忽略了《法国民法典》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法国民法典》作为近代第一部民法典，其制定过程、立法风格、体例等等都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都不无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分析1804年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拿破仑的作用及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入手，试图得出一些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益的东西。�

一、《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

法国传统上分为北部习惯法地区和继受罗马法的南部成文法区，法令繁杂，让法国社会服从于统一的法典的设想一直未能实现。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在1791年宪法中提出“迅速颁布统一的民法典”、“全王国共同的民法典”的要求，但几经波折，全无结果。1801年，第一执政拿破仑颁布命令，成立民法典起草委员会，指定著名法学家、最高法院院长特隆歇、司法部长比戈-普雷亚梅纽、罗马法专家马尔维尔和海军法院法官波塔利斯组成四人起草委员会，由拿破仑亲自主持，开始起草民法典。四人起草委员会在四个月时间里迅速完成了民法典草案。但草案在参政院审议时搁浅，为确保民法典通过，拿破仑清洗了参政院并改变了法典通过程序。从1802年2月5日到1804年3月15日，民法典分为36章陆续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将法典颁行实施。�

二、法国民法典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强大的政治支持——拿破仑的作用。�

法国民法典虽非拿破仑起草，但如果没有他的主持，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部民法典问世。拿破仑十分关心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参政员为讨论民法典草案召开的87次会议中，他参加并主持了35次。在讨论中，当大家往往为法律问题而争吵不休时，拿破仑作为政治家更注意现实政治生活，而非单纯的法律问题。他宣称，制定法典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了进行抽象的哲学思维，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了大革命的传奇，现在我们必须着手于它的历史了，在应用革命诸原则时，只需要其中那些现实的、切实可行的东西，不需要那种纯理论的、假设的东西。”(曲可伸主编：《世界十大著名法典评价》P176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当法典被参政院否决时，拿破仑宣称“不能以形而上学来进行统治”，(〔日〕大木雅夫：《比较法》P173法律出版社，1999。)并果断地对参议院进行清洗，以确保法典通过。正如梯也尔所言，“第一执政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实现这一卓越的不朽事业提供了决心和坚持下去的意志，从而克服了那时为止常常使这一事业归于失败的两大困难。即：在动荡的年代中意见的无限分歧和不可能始终如一的进行工作。……大家固执己见的时候，第一执政善于加以概括，一言而决”。(曲可伸主编：《世界十大著名法典评介》P177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法律的苍穹离不开政治的支持，制定一部法典，无论我们如何抬高其法律意义，事实上它首先是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服务的，政治与法律之间绝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法国革命后，康巴塞雷斯曾受督政府委托，于1793、1796和1799先后三次起草民法典，但均遭否决。1804年民法典的通过并不意味着它在立法技术上有多么大的进步或超越，其通过是一个对洪典的意义抱有清醒的认识的富有魄力的政治家支持的结果。无怪乎拿破仑视民法典为其最重要的成就，的确，离开拿破仑这一强有力的政治后盾，民法典只能是一个幻想。�

(二)《法国民法典》的立法风格——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法国民法典》的一个鲜明的价值取向就是其保守性，其基本精神是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思想，而非大革命的理想。法典的主持者和起草者都是保守的。拿破仑在法国革命中是一个消极的角色，他一方面认为很少有几个国王是不该被废黜的，同时又轻蔑的称进攻王宫的人民为暴民，他从未站在雅各宾党人一边，因而被怀疑为反革命，几乎被处死。(关于拿破仑的早期生活，可见于〔德〕路德维希：《拿破仑传》花城出版社，1999。)而法典的四位起草者的保守倾向更为明显，特隆歇是国王的拥护者，具有“贵族巨头”的风范；波塔利斯，曾于1789年发表《拥护国王策》；马尔维尔虽然支持革命，但只限于把革命看作从“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的机会而已；比戈�普雷亚梅纽曾救过国王。“总而言之，编撰委员们绝非革命的马前卒，他们是一些具备稳健中庸之品德、经验丰富、并且被任命时平均年龄已达60高龄的法律实务家。”(〔日〕大木雅夫：《比较法》P269法律出版社，1999。)在法典编撰过程中，起草者们明显表示出尊重传统的倾向，波塔利斯宣称：“新学说不过是几个人的理念，而自古以来的格言则是经历几个世纪的精神产物。”(傅静坤：《法国民法典改变了什么》载《外国法译评》1996/1。)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法学教授戈德利在他的《法国民法典的种种神话》一文中指出，法典起草者拥护传统的私法概念，因此法典在颁布时，其观点几乎是旧式的。革命的原则并未对法典起草者产生影响，并未使其以此来重塑私法。(何勤华主编：《法国法律发达史》P232法律出版社，2001)尽管革命不能不对民法典有所影响，但民法典事实上更多体现了传统的思维。尽管《法国民法典》带有如此多的保守性，它仍然作为第一部近代民法而享誉世界，并为很多国家所仿效，在实施中也没有因其保守性而招致诸多不便。法典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胜利，有如下原因：�

(一)法国具体国情使然。法国虽然经历了大革命，但社会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小农经济仍然处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不充分；主持法典起草的政府也奉行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激进的法典无法获得他们首肯。�

(二)法律的特性使然。法律不同于政策，不可以每每标新立异。法律的正当性与其稳定性密不可分。立法时不能因为某种社会思潮可能是进步的或有益于社会的就将其写入法典，否则法典很大程度上带有实验性质，不利于法典的执行，更会所损及法典的威信。所以立法者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也不能凭自己的推理将自己认为合理的东西写入法律。�

《法国民法典》的另一个鲜明的价值取向就是其开放性。当时流行的思潮是理性主义，其典型就是腓特烈大帝下令编订的《普鲁士民法典》，它共有一万六千多条条文，事无巨细，都作了规定。但《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不认为人的理性能够完全代替自然理性，他们认为，“立法者不可能万能”，波塔利斯说，“法律的作用是从实际上规定法的最普遍的原则，建立一些可以引申出很多结果的原则，而不是深入到可能出现在每个领域之问题的细枝末节”，使法典预见将来有情况及适用于一切生活，细节是十分危险的(阿·不瓦斯泰尔：《民法哲学法研究》载于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p297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因此他们为法典设计想出了一个开放式的格局，仅确立了法律的一般原则以模糊性赋予其灵活性，尽可能不对细节做出规定，为法官自由裁量留下了空间。遗憾的是在后来执行中这一点未能得到贯彻。这种开放式的格局事实上成为《法国民法典》活力的源泉，成为以后一百多年中法官适应形势变化对民法典进行解释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的基础。�

法国民法典的再一个价值取向就是平民化。在文体方面，《法国民法典》堪称杰作，既简洁明晰，又通俗易懂，达到了拿破仑希望的是每个法国农民都看懂的程度。如第312条“子女于婚姻关系中怀孕者，夫即取得父的资格”，让一般人理解起来毫无困难。这种风格就体现了大革命的平民化的取向，即统治者希望人人都可以读懂法律，而不必依赖于专业人员的解释，从而可以自主保护自己的权利，避免法官的专断。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启蒙思想的影响。据法国学者归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即提出了如下主张：“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们制订的。它不是一种逻辑学的艺术，而是像一个家长的简单平易的推理”，“法律的体裁要质朴平易，直接的说法总是要比深沉迂远的辞句容易懂些”(弗朗索瓦·惹尼《民法典研究》，载于徐国栋主编：《罗马法与现代民法》P173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法国民法典》无疑体现了这一思想，其立足于一般人立场的立法方式，犹如一个家长在进行说服，完全是一部质朴的平民的法律，大不同于高度专业以至于略显生硬的《德国民法典》。�

三、对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借鉴意义�

考察《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如下借鉴意义：�

1�政府应认识到法典的重要意义，并对法典制定绝对支持。现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应在法典制定过程中发挥协调和导向作用，为一部完善的民法典的制定提供全面保障。�

2�法典的制定不应脱离传统，避免造成大的社会波动。法国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始终奉行传统的价值观，注意吸纳传统中能为国民所接受的部分。特别是在亲属法方面，习惯法——特别是巴黎习惯法——被广泛地加以维护。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也应注意从传统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例如我国传统的典权制度，就可以作为一项内容写入民法典，既易为群众接受，又便于实施。�

3�不标新立异，考虑法典适用性和兼容性。法典是一国法律规范的结晶，是建立在长期经验上的产物，而不应是逻辑推理的产物。毕竟，完成社会变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政府未能做好准备，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之前，立法不能过于超前，以免成为一纸空文，既损及自身威信，又容易引起社会波动。过分强调法典的先进性而在其中加入大量未经论证的内容，容易带来法典适用的困难，还可能出现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兼容性问题。法典只应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而非法律家的试验品。�

4�适当超前，跟上时代步伐。一部法典固然应该稳健，但亦须适当有所突破。马克思认为，《法国民法典》并非近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它于18世纪即已产生，未必能反映在19世纪才得以发展的市民社会的要求。(〔日〕大木雅夫：《比较法》P181法律出版社，1999)另一部法典——《德国民法典》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齐特尔曼评价道：德国民法典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总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展。拉德布鲁赫也认为：与其说(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的序曲，不如说是19世纪的尾声。在稳健与创新之间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的确不容易，也没有规律可循，但立法者在可能的情况下决不应放弃这一尝试。�

5�法典固然是由专业人员应用，但也应适当顾及普通人。可以学习《法国民法典》的文体和风格，让普通人可以读懂，使一般民众对民法典产生亲和感，避免产生适用法律只是法官的事的感觉。同时使民法典可以起到普法教材的作用。�

在十五大报告中，定下目标，要在2010年以前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当然有民法典的重要位置。民法典已经呼之欲出。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法国民法典》，包括它的编撰体例以及具体内容等仍将有重要借鉴意义。

厦门大学国际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有哪些啊?

陈安，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中国政府根据《华盛顿公约》遴选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指派的首席国际仲裁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法学会顾问等。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法理、国际投资法、国际经济合同法、国际仲裁法等领域的科研和教学。撰写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总论》、《美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及典型案例分析》、《ICSID述评》及《MIGA与中国》等25种，合计约1.100余万字。

曾华群，法学博士，教授，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入选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第一、二层次人驯。兼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理论、国际投资法、欧洲联盟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教学和研究。

廖益新，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法学院院长，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厦门仲裁委员会委员兼仲裁员、厦门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等职。研究方向和领域为国际经济法、国际税法和经济法。

徐国栋，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民法典基本理论、罗马法的研究。

柳经纬，教授，法学院副院长兼法律系主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厦门市检查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要从事民商法及海峡两岸民法的比较研究。

齐树洁，教授，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及海峡两岸民事诉讼法的比较研究。

朱崇实，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理事，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主要从事金融法、投资法的研究。

陈立，教授，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主任，福建省刑法学会副总干事，厦门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执业律师。主要从事中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和经济刑法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徐崇利，男，1966年生，浙江平阳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经济法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美国坦普尔大学法学院福布莱特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国际经济法及国际私法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为什么民法没有起源于中国?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在采取法典形式时，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民法规则或者法律条文以某种逻辑加以安排，从而形成的体系。简言之，就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应当如何构建民法典的体系。

一、确立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制定出一部具有高度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原因在于：

首先，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美国学者庞德认为，法典不同于其他的法律形式在于“它展示了整个既存的法律体系化的模式”。加拿大学者vander linden也认为民法典的本质特征是指多个部分结为整体之形式的统一性。lobinger也指出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结语。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立法的汇编”。换句话说，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上。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其次，体系化既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规则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各项基本理念（如平等、私法自治、诚实信用、维护交易安全等），又可有效地防止与消除整个法典中并存的各项理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民事立法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内贯彻一项或多项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例如，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静态的财产所有权的严格保护，也注重对动态的交易安全的维护。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依据一定的民法典体系将民事法律规范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观念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和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仅仅是为了适应改革的特定阶段的需求而颁布的，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立法者通常缺乏一种通常的全局性考虑，从而导致了这些法律法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冲突或者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可以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之后，既可以为法官提供一套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也可以为从事民商事活动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体系化不仅有助于消除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而且通过体系化能够有效地保障整个民事法律体系中各种概念、规则的严谨性与统一性。例如，在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出现了“民事行为”、“民事活动”、“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等诸多概念，这些概念究竟哪一个是属概念，哪一个是种概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民法学者都很难理清一个头绪。这就需要通过法典化来解决民法概念与范畴的严谨和统一的问题。

第四，体系化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优越于判例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严谨的、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则产生合同法上的请求权，没有则判断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维护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某项政策的随意改变而发生变动。至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特殊领域，则可以通过颁布单行民商事立法加以调整，尽管此种单行立法可能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民事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却不会随意发生变动。从法国、德国等国家民法典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社会历尽变迁，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由于法典自身的严格的体系性与逻辑性，新的问题通常能够在民法典体系框架内加以解决，民法典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历经百年而岿然不动，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性对保证民法典的合理性，从而维系民法典的存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阶段，因此在我国建立民法典的体系性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确立我国民法典体系时的三个宏观问题

完整的民法典体系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早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就提出了一种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该体例将罗马市民法划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部分，后被查士丁尼编纂罗马法大全所采用，后人称之为“罗马式”体系。至法国民法典编纂时，罗马式体例被民法制定者采纳，不过，立法者将诉讼法从民法典中分离出去，同时将物法进一步分为“财产法”与“财产权的取得方法”两部分。在19世纪末，经过了数十年的法典论战后，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采纳了由潘德克顿学派所提出的民法典体系，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五编制“德国式”模式，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潘德克顿体系中的巴伐利亚式，潘德克顿式体系可分为萨克逊式与巴伐利亚式，前者的编制结构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后者的编制结构则是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两者的区别在于物权与债权的位置前后不同，这种位置的安排是为了表达主题的不同的重要性。参见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载徐国栋主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即将民法典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及继承五编。潘德克顿的模式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所继受。不过，与德国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民法典采纳了萨克逊式体例，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荷兰民法典在体例上又有重大的改变，法典的起草者巧妙地将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结合起来之后，同时又大量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创建了民法典的八编模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典在债权和物权之上设立了财产权总则，并改造了德国法的总则模式。荷兰民法典在颁布之后，得到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法学者的广泛好评。1994年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在体系上也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该法典将债法划分为两编加以规定，债法总则包括债的一般规定与合同的一般规定，并在总则的民事权利客体内容中规定了知识产权制度。由此表明，民法典体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体系。

在我国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体系值得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认为，就我国民法典体系而言，有三个宏观性问题值得进行研究，因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未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基本思路与框架问题，同时也直接决定了民法典基本结构的安排问题。

（一）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体系还是合理借鉴并有所创新

应当承认，中国自清末变法以来，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大陆法系国家。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说大量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瑞士、苏联、日本等）尤其是德国法的概念、规则与制度。旧中国民法学家梅仲协先生曾精辟的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一二。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内容来看，确实大量借鉴了德国法的优秀成果与立法经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这是否就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仍还需要僵化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呢？许多学者认为，既然我国要采纳德国的体系设立总则，那么就必须完全采纳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我国民法典体系不能去标新立异，而应当完全继受国外尤其是德国的民法典体系，无须进行任何改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作为潘德克顿学派结晶的德国民法典，其固然具有概念精密清晰，用语简练明确，体系严谨完整等诸多优点，因此虽历经百年社会变迁，仍不愧为一部伟大优秀的民法典。但是，德国民法典毕竟是百年前的产物。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因此，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在21世纪制定一部中国的民法典就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人格权尚处萌芽状态，多数学者连人格权为何物尚且不知，遑论于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立法者当然可以对其漠然视之。然而，随着二战以后人权运动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格权已经成为一项与财产权并行的极为重要的民事权利制度，再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人看的现象，以及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对尊重人格权的强烈要求等因素，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就是在德国，学者也已开始对其民法典进行反思，如德国著名民法学者梅迪库斯教授认为，民法典“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可以说，在我国民法典中建立全面、完善、独立的人格权制度是我们这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专制之苦的民族的现实需要！如何有机和谐地将人格权制度融入民法典正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民法学者的机遇。如果仅以德国民法典没有规定独立的人格权制度为由，而置现实需要于不顾，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用民事主体制度或侵权法的几个条款轻描淡写地一笔略过，这不仅是削足适履，更是放弃了时代赋予当代中国民法学者的伟大机遇与神圣职责！

其次，德国民法本身也不是僵化的、静止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一百年来，德国民法在不断地丰富、发展与完善，德国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去补充、修正、发展民法典，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在法典之外制定单行法。例如，为调整随着科技发展而大量涌现的危险责任问题，德国在民法典之外陆续颁布了《航空法》、《道路交通法》、《联邦水利法》等大量的单行法；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二是通过法院的判例修正、补充民法典。例如，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为了有效地保障个人的自由，防止行为人动辄得咎，通过规定第823条与第826条而对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作出了严格的限定。但是，此种限定却导致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新型侵权行为（如过失性虚假陈述、产品缺陷致人损害）无法受到侵权法的调整，以致不得不创造出缔约过失责任、附保护第三人的契约、默示信息提供契约、交易安全义务等诸多理论，由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运用这些理论去改变、补充、发展甚至纠正、修正民法典。三是修改民法典。德国为了适应欧盟民事法律的统一已对本国法律作出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该法出台的直接动因就是欧盟关于消费品买卖的1999/?44号指令。德国学者文德浩教授称，债法现代化法是德国民法典自1900年生效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变革，它动摇了德国民法的教条理论大厦的支柱，震撼了那些最为直接地继受了罗马法的教义。〔德〕克里斯蒂阿妮?文德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债法”，载《德国债法现代化法》，邵建东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这些都表明了德国民法本身也是在不断充实、发展以及完善的，而非僵化的、静止的。

再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深，从而使得各个法系之间出现了融合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作为交易的共同规则的合同法以及有关保险、票据等方面的规则日益国际化。英美法受大陆法的影响，日益注重成文法的制定，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又深受英美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托法的制定、侵权法中引入产品责任、医疗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和根本违约责任等，此外，通过一些国际公约努力将大陆法与英美法加以整合。例如，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销售合同公约》、1994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1985年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海牙信托法公约》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因此两大法系的融合是某种必然的趋势。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9页。正因如此，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不能囿于德国的经验，而应当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的经验与成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我国实践，本着兼收并蓄，取菁去芜的思想，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广泛吸收借鉴各国民法的优秀经验，而不是狭隘、盲目地崇拜德国法，受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束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才能真正提升我国民法教学与研究的水平，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

我们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时候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民法究竟是采纳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立体体例？所谓民商合一就是指，制定一部民法典将其统一适用于各种民商事活动，不再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而民商分立则意味着严格区分民法与商法，在民法典之外还要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民商分立的体制最早起源于法国，法国于1804年制定了民法典，在1807年又颁布订立商法典，从而开创了民商分立的先河。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有相当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时都采纳了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然而，到了20世纪初瑞士制定民法典时，在民法典中包括了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等商法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这两种体制优越性，在大陆法系学者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认为，在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采纳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诚如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先生所言，民商分立的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历史上演变的结果。谢怀：《外国民商法精要》，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它并非如我国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基于科学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从民商分立体制产生之初，理论界对于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就没有严格的区分。一些学者或采用主体标准，即商人与非商人的区分；或采用客体标准，即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标准；或采用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双重标准，对民法与商法的范围加以界分，但是这些标准都无法从体系上理清民法与商法的分工。实际上，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本质上并无差异，在立法上无法作出区分。

其次，在历史上，商法独立于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存在商人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需要确立特殊的规则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商事纠纷、民事纠纷都应当统一提交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加以解决，因此商法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商法侧重于保护法律所规定的商人的利益，只能依据特定的职业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这与人格平等的原则是相矛盾的。随着商人特殊利益的消失，民法既可以保护一切人，也可以避免在一方为商人，一方为非商人的法律关系中因民商分立而造成的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应当看到，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主要不是商人与非商人的对立，而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雇员与雇主的对立，所以民商分立的意义正在被极大地减弱，相反一些特殊的法律领域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这也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个趋势。

再次，民商合一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近代和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推行民商法的统一。从1865年起，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在其民法典中对某些商事内容作了规定，放弃了在民法典之外再制订商法典的做法。1881年，瑞士制订出一部债法典，这部法典既有民事的又有商事的规范。荷兰从1934年起实现了民法与商法的实质上的统一，规定商法典的条款适用于所有的人，并适用于一切行为。1942年，意大利在一部民法典内对民法与商法的内容作了规定。巴西也已开始按照瑞士的模式改革私法体系，从而促进民商的合一。最近十几年来所颁布的民法典基本也都采用的是民商合一的体制，例如1994年、1996年先后颁布的俄罗斯民法典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都将票据、保险等商事规范统一纳入民法典。可以说，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民商事立法的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第四，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与整个市场所适用的共同规则和制度集中规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领域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因此，采用民商合一体例，首先意味着在民法典之外不再单独制定商法典，确切地讲，是不制定单独的商法总则，而将传统商法总则中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等内容纳入到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申言之，采用民商合一体例并非像《意大利民法典》那样，把一些商事特别法统统规定在民法典之中，而是承认公司、海商、保险等商事特别法的存在。在此种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别法规定的行为都可以统一适用民法典总则的规定，商事主体适用民事主体的规定，商事行为可以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诉讼时效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商事代理可以适用代理的规定，民商合一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在商事特别法单独制定之后，其与民法典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因此按照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商事特别法。例如就法人的问题而言，首先应当适用公司法，如果公司法中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适用的话，应当适用民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如果把商事特别法都汇编到民法典中，民法典的体系就无从谈起。

此外，在强调民商合一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民商法之间的协调与统一，这一点常常是采纳民商合一的国家碰到的一个难题，也是强调民商分立的学者的理由之一。不过，在我国，立法已找到了协调民商法关系的办法，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制定，使得民法与商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范。合同法采取了三种方法很好地处理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矛盾：第一，在某一类合同中同时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和非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并确立不同的规则。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之间的借款关系和银行参与的信贷关系。对于前者，如果合同中并未约定支付利息或者约定不明，则视为不支付利息；对于后者，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应支付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上下限加以确定。第二，在某一类合同中仅规定由所谓商人参与的合同关系，忽略没有商人参与的另一种关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中只规定了商事委托合同。第三，不区分民事规则与商事规则，用统一规则来统一调整，有例外情形的，适用例外性规定，如关于合同行为形式、瑕疵通知义务的规定。既然，我国现行立法已经解决了民商合一体制下遇到的技术性方面的问题，因此也没有必要仅仅因为商事规则的特殊性而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

（三）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2002年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分别是：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此种立法体例中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当被纳入。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目前民法典草案的九编制体例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民法典体系的终结。法典的体系常常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如果将来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的需要，确实有必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否则民法典的体系将不复存在，法典编纂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一部缺乏科学体系的民事法律汇编并非民法典，法典编纂与法典汇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科学的严谨的体系将民事法律规则加以统一整合，而后者仅仅是将民事法律规则简单地加以排列组合。编纂民法典绝不意味着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尽可能地纳入到民法典中。世界各国的民法典都不存在将所有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加以容纳的情形。世界上不存在着包罗万象的、无所不包的民法典。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为了正确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民法典在整个民事立法体系中处于最一般、最基础的立法地位，因此民法典必须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并使调整的内容具有一般的公正性，但是这样一来就必然以放弃变化多端的生活关系本身所要求的细致化、放弃对具体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为代价，〔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为此立法者常常具有在法典之外颁布单行法的冲动。但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特别法的关系。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那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或者仅仅是特定的职业群体或者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应由民事单行立法加以调整，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例如，物权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们对有形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需要的；而信托法调整的信托关系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信托法的规则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不应纳入。

第二，民法典主要应包括具有长期稳定性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与制度。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民法典必须保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可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相应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一些规则甚至是历经千百年来实践的检验的，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法人制度中法人成立的基本条件等规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应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等其他的成立条件，由于会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此应由公司法、证券法等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

民法上，义务与责任的关系

关键词:权利;义务;责任;三位一体;民事法律关系

在为制定民法典所进行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侵权责任与债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主张侵权责任应当与债分离,独立成编者有之①;主张按传统民法将侵权责任作为非合意之债的不乏其人②。主张债应当和责任分离的学者的主要理由是债和责任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以及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一种发生根据放于债法之中不能适应侵权行为法发展的需要③。主张维持传统,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一种发生根据的主要理由是法律效果形式相同性理论[1]。在国外,债和责任的关系问题同样困扰着学者们和立法者。例如,最近阿根廷第五民法修改草案(1998年)以将民事责任作为债的发生根据来取代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根据的做法,而1994年蒙古民法典则以第四编规定“合同责任”,第五编规定“侵权责任”,在事实上形成了统一的“民事责任编”④。这说明各国的法学家和立法者都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但是,我们认为,以上理论和立法都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原因在于,他们都没有认真分析传统民法理论的缺陷,没有提出可以贯彻到底的理论。

我们赞成责任与债分离的主张,并认为责任与债分离的理论基础是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民事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三位一体理论。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事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传统侵权责任与债法理论的缺陷

传统的侵权责任理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上的体系违反的缺陷。根据债法原理,债之关系的内容是民事主体之间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产生原因有四: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⑤。

据此,侵权行为乃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当民事主体A对B实施了一项侵权行为时,在主体A和B之间产生的是一种债的关系,即一种损害赔偿之债。此种债之关系的内容是民事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即A对B享有一项债权(损害赔偿请求权),B对A负有一项债务。

根据民事法律事实产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原理,A与B之间因有侵权行为之民事法律事实而产生出了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一种债的法律关系,从A的角度看产生了一个债权,从B的角度看产生了一个债务。如果单从权利的角度分析,实际上是民事主体A的一项绝对权因B的侵权行为产生出了一项相对权——债权债务(侵权之债)。

按照债权发生原因四元说(合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理论,合同之债和侵权之债都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只是将侵权行为作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势必会造成所有的责任最终都归于违反债务的责任。而此时若仅以“违约责任”名之,恐有所不当。唯一能够说得通的做法就是将“债”的概念分解,即将债权的概念分解,将侵权行为产生的债权与合同产生的债权分开,即侵权行为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债)之关系乃不同于合同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债)之关系。

实际上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混淆了权利救济权和原权利之间的区别。其实,因合同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的关系乃是一种原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相对的请求给付乃是一种权利救济权(权利责任)法律关系。其性质是不同,仅形式相似而已。这样,解决这一体系矛盾的做法有两种:

一种是将债之关系重新界定,即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和因侵权行为产生的债权是不同的。因为因合同产生的债权相对的是相对方的到期履行义务,此种义务在未到期之前是不能向法院主张的,只有在到期义务人不履行时才能向法院主张。而侵权行为之债权本身就有义务之违反,所以得直接向当事人或法院主张权利。另一种做法是,取消“债”之概念,或者将“债”之概念只限于合同法的范围之内仅将“债权”当作“合同义务”的一种对称。而将“义务之违反”统归于“民事责任”名下。

无疑,不论哪一种做法,对于绵延几千年的大陆法系的民法文化体系的整合都将是一件非常艰难的理论工作。

二、民事法律关系三位一体论的基本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三位一体论是指在规范层面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三者是对立统一地存在于同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之中的概念。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由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三者共同构成的对立统一体,即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权利责任关系,这两种关系并非同时并存,而是具有时序性的。也就是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民事权利责任关系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是不会共存的。具体的一个时间点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要么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要么表现为权利责任关系,并且权利义务关系总是在先,权利责任关系总是在后的,二者之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从权利义务关系向权利责任关系转化的过程,可举例分析如下:

假定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A和B,该民事法律关系就是主体A和B之间按时序的不同而形成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一种是权利义务关系,另一种是权利责任关系。

在此二种法律关系中,权利的性质是不同的。在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一种原权利,在权利责任型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利是一种救济权。李开国教授在其所著《民法总论》中也注意到了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和权利责任型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指出“民事责任与救济权之对立统一,也构成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并将此二种民事法律关系分别称为民事权利义务法律关系和民事责任法律关系⑥。李开国教授在此书中还对民事义务作了一种颇具新意的划分,即本体义务和变生义务。本体义务是指相对于权利人之原权利而发生的义务。本体义务因其成立于法律关系发生之始,又称第一义务或原始义务。变生义务是指因不履行本体义务而发生的义务。变生义务相对于权利人的救济权,又可称之为救济义务。因为发生于本体义务不履行之后,又可称之为第二次义务⑦。并在作了如上划分之后,还准确地指出“变生义务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民事责任。”这就为笔者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过,笔者认为变生义务的提法或许在理论上有存在的必要,以供学术讨论之需,立法却不可采,否则易为大众所误解,造成“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不分。

各种民事权利,如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债权、继承权等,都可以当作一种法律关系的类型来对待,其性质均为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根据义务主体是否特定,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又可分成绝对的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和相对的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

由于权利义务型民事法律关系是产生权利责任型法律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在这里将其称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或原生民事法律关系。相应地,我们将后一时序的民事法律关系称为派生民事法律关系,派生民事法律关系即为民事责任关系。通常所说的权利义务关系均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而权利责任关系均为派生民事法律关系。为了行文方便,后边我们将原生型的权利义务性民事法律关系称为权利义务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关系,将派生型的权利责任型民事法律关系称为民事责任关系。

根据义务违反产生责任的原理,派生民事法律关系即民事责任法律关系,所对应的是绝对权和相对权两种类型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在这里,我们会发现相对于绝对权法律关系的权利责任关系也是相对的法律关系,因为此时违反义务者即责任主体也特定化了。因此,民事责任法律关系都是相对法律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民法中,权利、义务和责任是属于同一个位阶的概念⑧。责任与债权不在同一个位阶上,因为债权是一种具体的权利,是权利概念的下位概念;同样,债务是义务的一种,属于义务的下位概念,与责任也不在同一个位阶上。因此,将民事责任作为债的一种发生根据放于债法之中,是违反逻辑的。也正是由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学说这一致命的逻辑错误,学者们始终无法处理日益壮大的侵权行为法与整个民法典体系的整合问题。目前我国的民法学者在讨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时,也没有彻底地解决好民事责任、债法总论、债法分论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民事法律关系三位一体理论和法律概念的位阶理论可以从理论和逻辑上解决好这一问题。

三、三位一体理论视角下的民事责任和私法自治

如前所述,权利义务关系和民事责任关系是有时序性的,实际上,总是先有权利义务关系,后有民事责任关系。而且,相对于权利义务关系而言,民事责任关系的产生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权利义务关系所对应的是原权利,民事责任关系所对应的是救济权。救济权是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救济权通常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原权利遭遇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救济权才会启动去救济原权利。

尽管救济权通常处于休眠状态,但是,它在民法中的地位却是十分重要的。法谚有云:“无救济几无权利”。民事权利难免遭遇侵害,因而有加以保护的必要。民事权利的保护,全在于救济权制度。因此,民法在赋予民事主体原权利的同时,必须配套地赋予救济权。无救济权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救济权不完善不充分的立法不是好的立法。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应当充分重视的问题。

民事责任关系以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还体现在民事责任与民事义务的关系上。民事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所有责任的产生都必须以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无义务即无责任。不以义务存在为前提的所谓“责任”代替“债务”,如合伙人对合伙债务的“连带责任”,连带保证人的“连带责任”等等。将来的民法典应当纠正这种不严谨的表述,并且应当对每一类权利义务关系中义务主体的义务和义务所对应的救济权做出科学、明确的规定,为权利受到侵害时责任的界定提供一个清楚、确定的前提。当然,由于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的不同,法律在做出规定时的行文方式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绝对权,应当通过详尽地规定权利人的权利内容来界定义务人的义务,而对于相对权,则应根据具体情况,或者通过规定权利来界定义务,或者通过规定义务来界定权利,或者二者并用。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尽量做到明确具体。事实上,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对义务的规定不甚清楚的情况并非少见,这是导致对某些民事案件的处理欠妥的主要原因。当民事责任关系发生以后,权利人可以直接要求责任者承担责任,也可以通过诉讼追究责任者的责任。正是民事责任制度使国家权力有了介入私人之间民事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谓可能性,是指国家强制力对民事关系的干预不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而是一种潜在的和规范性的,它只有在当事人即权利主体向国家提起诉讼请求(claim)时,国家才能介入。

另一方面,这种规范性和潜在的国家强制又确认了权利主体选择自力救济的自由和可能性,即权利人可以不通过国家而直接向责任者主张,请求责任方停止侵害或赔偿损失或者既停止侵害又赔偿损失。如果法律规定清楚且诉讼成本稳定,即在立法和司法均有可预见性的情况下,责任者基于理性选择会同意权利人的请求自觉履行。如果法律规定的不清楚且司法成本难以确定,抑或二者之中的一种情况出现,责任者则会因为存有侥幸心理而对权利人的请求不理不睬⑨。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当事人选择自力救济,法律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和司法的权威也是当事人自力救济能够成功的强大后盾。按照博弈论的说法就是,如果法律规定的是一种均衡状态的话,那么无论通过何种选择,最终的博弈结果是不会改变的。法律不改变博弈本身,但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2]。

因此,无论是公力救济还是私力救济,都是民事责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民事领域,法律并不排斥私力救济,这是民事责任区别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为了降低法律实现的社会成本,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民事权利的私力救济,有的甚至要求,商事纠纷在提请司法解决之前,必须先进行调解。

如前所述,民事法律规范在一般情况下仅是市民自治的共同行为规范,只是因为民事责任制度才使得国家有了介入市民生活的可能性。民事权利的法律之力来源于民事责任,正是由于民事责任制度的存在才使得民事权利具有了国家强制力,民事权利因与民事责任结合而获得法律上之力。若义务人能够正确履行其义务而使权利完全实现,则此法律之力不动。待权利人不能实现其权利,即义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其义务时,此法律之力乃发动[3]。因此,民事责任乃是民事义务主体自觉履行其义务的保证,也便具有实践私法自治原则的功能。

私法自治乃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分野结构中市民自治的法律表现,是市民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私法领域的铁则,是私法的精神之所在。私法自治不仅是私法领域内自主选择和自己责任的行为自治,而且还包括私法实现的自治,即在民事责任制度作为最后屏障的私法体系中,市民社会的成员,既可以通过自力救济实现其权利,也可以选择通过诉讼由国家权利介入即公力救济实现其权利。在应当追究民事责任时,当事人可以选择双方自主协商,参照私法规则执行;也可以选择提起诉讼,由国家权力介入居中裁判;还可以通过非国家权力的第三方(如仲裁或调解)来解决纠纷。而公法的实现必须通过国家权力。这是私法和公法在对社会关系调整方式方面的根本区别。

民事责任在实现方式上的这种特点,可以用来说明在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当今社会,意思自治为什么仍然是私法的灵魂。实际上,所有的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并没有否定市民社会的成员,即私法主体自主选择和自己责任这一根本规则,所改变的不过是一些私法主体自主选择、自主决策时要考虑的因素。而这正是法律的博弈分析学者所指出的法律规则的作用,即法律通过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制止不正当竞争等规定,来影响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和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归根结底,在私法领域,民事主体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发生纠纷后时通过公力救济的程序解决还是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解决,仍然是由民事主体自己选择和决定的。所谓的私法公法化并没有改变私法的本质。根据以上分析,徐国栋先生关于“把侵权行为理解为民事责任”“减少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提前了公权力介入的时间,与民法的私法性质不合”[4]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将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发生根据并不会引起国家公权力的提前介入,反之,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根据,也不会推迟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时间。因为究竟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还是公力救济的方式解决纠纷,全凭当事人的选择。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无论是公力救济还是私力救济,都是民事责任的一种实现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私法自治不仅没有任何危机,而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四、三位一体理论与中国民法典的结构

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不得不深思慎行,以期所制定的民法典能够真正地起到一部基本法的功能和作用。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我们认为民法典应当坚持民事责任与债法分离的原则,因为责任不是债权产生的根据,而是对债权和所有民事权利进行保护的手段。只有这样,才符合法律概念位阶理论的要求,才不致于发生逻辑混乱。当然,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行文的方便和民众学习法律、法院执行法律的方便。

按照这一设想,民法典中民事责任的规范体系可以作如下的构建:

1.在民法典总则部分规定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

在总则部分应当规定如下几点:民事责任的概念、民事责任的目的与功能、民事责任的基本形式、民事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民事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等基本问题。同时借鉴德国民法典和台湾民法典第184条,规定一般民事责任对合法法益进行保护。

2.在绝对权各编规定权利的救济方式

在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不论其是否纳入民法典)、继承权等绝对权各编规定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方法,即对权利人的救济权⑩[5]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在物权编规定,当物权被他人非法占有时,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权利;当物权的标的物有遭受损害之虞时,可以请求消除危险;当物权的行使受到妨害时,可以请求排除妨害(停止侵害);当物权标的物被他人毁损时,权利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时,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在占有部分,则应规定占有人的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请求权。在人身权编,则应规定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后,可以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造成财产损失的,并可要求赔偿损失。同时还要对精神损害赔偿做出特别规定。其他依此类推。

由于权利编的规定是作为权利救济方式的救济权来规定的,因此,不涉及责任的构成要件等问题。之所以要在民事权利各编规定救济方式,是因为救济方式必须与被侵害的权利的性质相适应,也就是说,能够救济被侵害的权利。如果统一放于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不易达到这样的结果。

3.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

《民法通则》将民事责任单独作为一章规定,相对于将侵权行为作为债的发生根据规定于债法之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不足之处在于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放在一起,主要是将违约责任与合同割裂,既不利于人们对合同法的学习和掌握,又难以做到立法的精神和简洁。因此,我们认为应当独立成编的只能是侵权行为法,而不是民事责任。将侵权行为法作为所有绝对权和合法法益的保护法放在民法典的最后,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权利保护(民事责任)编,即能够突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又能对没有上升为权利的合法法益进行确认和保护。

侵权行为法编或者侵权责任编的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通则,规定侵权责任的一般问题。例如,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违反民事义务,侵害他人权利者,应当按照本法有关各章的规定以及本编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行为人承担其他法律责任,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侵害人身权,致人伤残、死亡的赔偿范围(单行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责任的竞合和充抵等。

第二部分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之所以用赔偿责任而不用民事责任,是因为其他责任形式已在民事权利各章和本编第一部分做了规定,再规定显得重复,而且,民事责任中最复杂的,需要对构成要件特别加以规定的,就是损害赔偿责任。一般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部分需要规定的,主要是构成要件问题。我们建议这样规定:任何人因自己的过错,违反民事义务,侵害他人权利者,应当赔偿因此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造成损害者视为有过错;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损害他人合法利益者,应当赔偿因此给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失。

第三部分规定特殊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从篇幅上看,这部分的内容最多。但是,民法典不可能穷尽所有特殊侵权行为,因此,本部分的规定应当是开放性的,即应当有一条规定: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违约责任在债法中规定

我们认为,违约责任应与合同义务紧密结合,应当规定于债法之中。这样规定的好处是便于学习和执行,而且可以使违约责任的规定清楚明确,具有针对性,并节约笔墨。现行合同法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但仍需改进。

注释：

①对于把侵权法纳入债法的传统大陆法系债法体系自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侵权法身陷其中的矛盾,可参见王利明:《合久必分:侵权行为法与债法的关系》载《法学前沿》,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但是王利明教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债与责任的理论基础问题,以至于认为即使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也还是要保留债(权)的概念和债法总则。参见王利明教授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内部举行的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研讨会上的发言。

②持此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侵权行为法和合同法独立没有问题,但是应当在债法统一前提下的分离。参见梁慧星:《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思考》,载梁慧星主编:《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谢鸿飞:《制定一部好的中国民法典——谢怀栻先生访谈录》,载法学时评网;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虽然学者间主张侵权行为法独立的具体理由不尽相同,但主要的观点相差并不太远。参见薛军:《论未来中国民法典债法编的结构设计》,转引自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江平、魏振赢、马俊驹、杨立新教授等均表示赞同侵权行为法的独立。参见王利明于2002年11月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典论坛第一场——中国民法典的立法思路和立法体例的演讲,江平教授的发言;马俊驹:《关于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几个焦点问题的粗浅看法》,载法学时评网;杨立新:《制定〈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的若干思考》,载《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④1994年的蒙古民法典把侵权行为法独立的理论依据是:侵权行为属于与契约责任相对的非契约责任,这样从逻辑上说,蒙古民法典存在着一个立法者未明示规定的“民事责任编”,下含契约责任与非契约责任两编。关于阿根廷民法典修改草案和蒙古民法典的介绍,参见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⑤债权发生原因四元说(合同、侵权、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理论,乃为目前我国学界通说。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页。也有将“缔约过失”列为第五种原因的,参见梁慧星:《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⑥参见李开国:《民法总论》(内部印行),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研究生内部教学用书,2001年,第110页。

⑦最近,又有学者提出了“第一性义务和第二性义务”的说法,并说明了责任与义务的关系。该学者指出:“责任,可经由义务加以定义。义务有第一性与第二性的性别之分,责任被定义为第二性义务,即当第一性义务被违反时,义务即转化为第二性义务,权利人得强制取得之。”参见梁展欣:《民事责任与诉讼类型》,载《中国民商审判》(总第5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⑧位阶的理论乃为法律体系化的基石,其基点是概念的位阶性和价值的位阶性及其相应的逻辑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统一体:法律体系。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0页;黄茂荣:《现代民法与法学方法论》,(台)五南图书公司;拉仑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五南图书公司。

⑨作为法律经济学的重要原理的科斯定理认为:假如交易成本为零,则不论法律规范如何界定财产权的内容以及范围,资源的运用都会达到最有效率的境界。参见王文宇等:“从经济观点论保障财产权的方式——以财产法则与补偿法则为中心——民法研究会第13次研讨会记录”,载《法学丛刊》,第174期。

⑩救济权即学者所称的请求权。因为,无论是物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还是人格权请求权等绝对权请求权,实际上都是在权利被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虞时才产生一种对原权利状态的维护和保持,从原权利和救济权的划分,应该都属于救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