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叙述（民法典段落）

彩礼法律新规定

《民法典》对彩礼新法律规定如下：

民法典中并没有关于彩礼的明确规定。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男方给女方的礼金，指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因此，按习俗给付彩礼的，应在可接受范围内，不得借彩礼名义买卖、包办婚姻、干涉婚姻自由。

二、彩礼返还有哪些条件

司法实践中，彩礼纠纷案件的处理，对于应该返还彩礼的情形有：

(1)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男女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返还彩礼；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也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返还彩礼。

以下情形不能要求返还彩礼：

(1)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

(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虽不满两年，但生育子女的。

(3)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

三、哪些情况不予返还结婚彩礼

第一、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

第二、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虽不满两年，但生育子女的。

第三、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就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第三种情况作以下几点说明：首先要求“确已”用于共同生活。这就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避免依此为借口拒绝返还彩礼;其次女方在“结婚”前购买的嫁妆，双方共同使用，不能视为用于共同生活。因为女方的嫁妆是其“婚前”财产，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男方也有其婚前财产用于共同生活，都不能使用该项规定;另外，共同生活的界定，主要限制在家庭成员因生活、生产需要并实际支出，比如男女一方或双方患病花费、共同经营投资等。

故而结合全文的叙述就可以得知，《民法典》对彩礼新法律规定内容为：《民法典》对彩礼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规定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买卖婚姻以及包办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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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民法典  一、概说

瑞士民法典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法典，对我国的民事立法有很大影响，值得我们专门对之加以研究。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我国的民事立法都是在“民商合一”的大原则之下进行的。民商合一的原则是受瑞士民法的启示而确立的。虽然旧中国的立法院当时采行这个原则的背景与瑞士当时实行民商合一的背景完全不同，但在法国和德国的民商分立原则影响到所有的大陆法国家(包括日本)，也影响到清朝末年的立法者的情形下，瑞士的先例对旧中国的民事立法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国还没有瑞士民法典的全译本，以致研究民法的人不能看到瑞士民法典的全貌，因而影响到我们对瑞士民法的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对瑞士这个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不如对法国德国那样了解得多。这一点也使我们对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理解不深。

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就是在民法典之外，没有一个商法典，把规定在法国商法典和德国商法典里的一些内容纳入民法典之中。在习惯于民商分立的人看来，没有一个“商法”，好像总少了点什么。所以在旧中国也实行了民商合一之后，仍有人对把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称为“特别民法”感到不安，而要称之为“商事法”。有的西方法学家对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度也不重视。例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在他们的《私法领域里的比较法导论》中的《瑞士民法典》一章中，就只说了一句：“没有商法典”，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瑞士民法的特点。但是瑞士的这一做法确实开创了民事立法中的一条新路。欧洲也有国家(早一些的如意大利，近一点的如荷兰)走上这条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我国，这几年来，“商法”又为人津津乐道。因此，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作些研究，仍然有其意义。而这种研究则要从研究瑞士民法典开始。

二、“民商合一”模式的形成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都属于“民商分立”的模式，就是在民法典之旁，存在一个商法。实际上，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制定这两个法典时，都曾考虑过如何处理当时早已存在的商事法律(在法国是17世纪就公布的《陆上商事条例》和《海事条例》，在德国是《普通商法典》)。结果是相同的：保留了商法典，使之与民法典并存。

其实瑞士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是结果不一样。这就形成了另一种模式。

瑞士是联邦国家，组成联邦的各个州在15世纪末逐渐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出来，集合到一起，在17世纪中叶得到欧洲诸大国的承认，但直到1848年才最终组成为瑞士联邦，制定了联邦宪法。在此之前，各州大多已有了自己的民法，有的是在法国民法典的基础之上制定的，有的是以奥地利民法典为范本制定的。在各州的法典中，伯尔尼法典(1826—1831生效)和苏黎世法典(1853—1855生效)较有特色。因此，在联邦成立后，分权的传统仍很牢固，联邦宪法并不赋予联邦有统一私法之权。到19世纪初，虽然由于各州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与各州法律不同带来的不便，统一私法的要求日益迫切，但限于宪法的规定，这种要求无从实现。直到1874年，修改宪法，联邦取得在自然人的能力、婚姻、债法(合同与侵权行为)、汇票、破产等方面的立法权。据此，联邦于1874等制定《婚姻法》，于1881年制定《(自然人)行为能力法》(这两个法后来为民法典所吸收)，又于1881年制定《瑞士债务法典》。后者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典式法律，包括契约总则、各种契约、公司、商号、商业帐簿、汇票、本票、支票等规定。这个法典既包括了在法德各国属于民法的契约总则和各种契约，也包括了在法德各国属于商法的公司、票据、商号等规定，事实上就是一个民商合一的法典。它本来可以称为“商法典”，但为了与宪法的规定相一致，称为《瑞士债务法典》。

进一步统一私法(民法)的运动并未就此停止。1884年，瑞士法律家协会委托法学家欧根•胡贝尔(Eugen Hubel)研究瑞士各州的私法，为制定统一私法进行理论上的准备。[1]欧根的研究成果就是他著名的四卷本著作《瑞士私法的体系与历史》(前三卷《体系》于1885—1889年发表，后一卷《历史》于1893年发表)。这个著作实际上奠定了瑞士统一私法的理论基础，表述了作者的意见。1892年，瑞士联邦司法与警察部委托欧根起草民法典草案。

1898年，瑞士联邦宪法再次修改，规定联邦有制定全部民法的立法权，欧根受任正式起草民法。欧根于1900年完成了由人、亲属、继承、物权四编组成的民法草案，称为司法部草案。1902年，政府—方面将此草案附以理由书公布，一方面交付由31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讨论。1904年将讨论修改后形成的联邦议会草案提交联邦议会。1907年12月10日联邦议会全体一致通过该案，将《瑞士民法典》公布，于1912年1月1日起施行。

在此之前，联邦政府对原有的债务法典略加修改(只对契约法部分略修改，其余部分未动)于1905年提交议会。议会于1911年5月30日通过，将之改名为《关于补充瑞士民法典的联邦法律(第五编：债务法)》公布，与民法典前四编同日施行。

其后，1930年对契约法部分又作了修改，1936年对其他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由于《债务法》的条文是从第1条编起的(没有接着前四编编条文号数)，又有它自己的施行法(《结束规定与过渡规定》)，债务法在整个民法典中，虽称为第5编，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习惯上人们常常把“瑞士债务法”与《瑞士民法典》并列，也有人把瑞士民法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前者有5编，后者只有4编。但是从官方公布的法律名称来看，我们应该说，瑞士民法典共有5编，其第5编是《债务法》。

一部民商合一的《瑞士民法典》就是这样形成的。不管立法者当初保留债务法的内容(将《债务法典》改为《债务法》)的原因和理由如何，这是一种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不同的模式。

从以上的叙述看来，瑞士民法典的民商合一的模式，与法国德国民法典的民商分立的模式，都是历史的产物，并没有如何深刻的理论存于其间。但是，两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发生了理论上的意义，并引起了理论上的讨论和争论。

三 瑞士民法典的编制

瑞士民法典的开首是一个不列入序列的《导编》，包括第1条至第10条。[2]规定法律的适用、法律关系的内容、与各州法律的关系等。

接着是第l编《人法》，包括自然人和法人2章。

第2编《亲属法》，包括婚姻法、亲属、监护3章。

第3编《继承法》，包括继承人、继承2章。

第4编《物权法》，包括所有权、限制物权(役权及土地负担、不动产担保、动产担保)、占有及不动产登记簿3章。

下面又是不列入序列的《终编：适用规定与施行规定》。这一编的条文另行编序号。

第5编《债务法》分为5部分：

第l部分《总则》，包括债之发生(契约、侵权行为、不当得利)、债之效力(履行、不履行、对第三人的关系)、债之消灭、特别的债之关系、债权移转与债务承担。

第2部分《各种契约关系》包括买卖与交换、赠与、租赁、借贷、劳动契约、承揽、出版契约、委任、无因管理、行纪、运送契约、经理人与其他代办商、指示、寄托契约、保证、赌博与打赌、终身定期金契约、合伙。

第3部分《公司与合作社》，包括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

第4部分《商业登记、商号与商业帐簿》，包括商业登记、商号与商业帐簿。

第5部分《有价证券》，包括记名证券、无记名证券、汇票(包括本票)、支票、其他指示证券、货物证券(仓单与提单)、债券。

最后又是另编条文序号的《终编与过渡规定》。

以上第1编到第4编共977条(约数，其中有删除的和增订的)，第5编共1186条。

从这种编制可知：

(一)瑞士民法第5编《债务法》的第3—5部分在法、德是属于商法典范围的。瑞士另有单行的破产法。这样，瑞士就完全抛开了民商分立的模式而走上另一条道路——民商合一。虽然有的学者在法、德模式的影响下，仍然把债务法的后3个部分称为“商法”，但这究竟只能是一个学术方面的用语。在正式(官方)文件中，谁也不能忽视《关于补充瑞士民法典的联邦法律(第5编：债务法)》这一法定标题所表明的意义。

瑞士民法典这种模式的出现，至少使一直在法、德民商分立模式影响下，认为民商分立是天经地义的人们认识到，民商合一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模式。由此进一步，人们开始思考，这两种模式各有何种意义，各有什么优缺点。民商究应合一还是分立就由一个历史形成的事实问题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上的课题，吸引了以后的法学家和立法者去探讨、去研究。终于，在法学中形成了“民商二法统一论”。[3]影响所及，有的国家(如意大利和荷兰)在制定新的法律时，不再在民法典之外另订商法典(或商法)，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的学者提出废除他们已有的商法典而实行民商合一。[4]这种后果大概不是当初瑞士的立法者所能预料到的。

（二)瑞士民法把“人法”和“亲属法”放在“物权法”之前。这一点沿用了法国民法典的模式，与德国民法典有所不同。特别是瑞士民法没有“总则”。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而出于立法者的精心安排。因为瑞士民法典第4条规定：“债务法中关于契约的成立、履行与解除的一般规定，对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也同样适用。”这种规定方式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方式又形成两种模式。德国民法典把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先放在总则里，而后在亲属编和继承编里规定一些例外的和不适用的情况。我国台湾的民法沿用了这个办法。例如台湾民法总则编规定意思表示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无效(第75条后段)，又在亲属编中规定，当事人之一方于结婚时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者，得于常态回复后6个月内向法院请求撤销之(第996条)。这种办法是以总则编里的规定为原则，原则当然应适用于一切情况，只在有例外规定或不同规定时才不适用。瑞士民法典的办法是把契约法中的规定推广适用到“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去。既然是推广适用，就与当然适用有点不同，而且也只限于“成立”、“履行”、“解除”3点，“撤销”就不在内，要将契约的撤销的规定适用于其他(契约法所规定的)情形，就需要专门的规定(如第638条)。

(三)关于瑞士民法典的编制，有人从形式上指摘说，债务法作为民法典的一编，可是从量方面说，这一篇的条文数比前面四编的条文总数还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一点确实如此，而且把“公司”、“商业登记”等作为“债务”，也不十分妥当，不过这也是历史形成的，不是理论问题，就也无法去苛求了。

四 瑞士民法典的内容

(一)瑞士民法典包含的内容之丰富，远超过了法国德国的民法典与商法典之和。

瑞士民法典以5编2000余条的容量，除包含了德国民法典与德国商法典规定的事项外，还包含有德国一些单行法所规定的事项，例如法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法》、《票据法》、《区分所有权法》、《不动产登记法》等。除此之外，瑞士民法典还包含有关于劳动法的内容(集体劳动合同)、关于户籍法的内容(身份登记)、关于合作社的规定、关于债券的规定等。如此丰富的内容，为其他国家的一个法典内所少有的。

瑞士民法典除了普通的实体法规定外，在许多地方规定了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瑞士民法典没有集中规定时效，而将时效分散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各种登记制度也分别规定在有关事项之后。这样的规定方法在适用时较为方便。

瑞士民法典关于法人的规定比较宽松。以政治、宗教、学术、艺术、慈善、社交为目的的及其他非经济性的社团，自表示成立意思的章程作成时，即取得法人资格(第60条第1款)。

瑞士债务法的内容极为丰富，例如劳动契约中，分别规定了个人劳动契约、集体劳动契约．标准劳动契约、学徒契约、推销员劳动契约、家务劳动契约。

最具特色的是有价证券部分，其中集中了其他国家在民法、商法和一些单行法里规定的各种有价证券，真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有价证券法”，在其他国家还少有其例。特别是在这部分的开头，给有价证券规定了定义，即“有价证券是与权利相结合的一种证券，离开证券即不能主张该权利，也不能将之移转于他人”。这个定义在其他国家还没有，现在已成为大陆法国家法律中有价证券的典型定义。

总之，瑞士民法典的条文数少于德国民法典，而其内容，即所规定的范围、事项远远超过了其他民商分立国家的民商法典。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二)瑞士民法典条文数较少而内容含量多，因而就必然要把条文写得比较简单，这就是茨威格特和克茨所说的，瑞士民法典的“条文规定得有意识地不完备”，也就是“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这种情况特别表现在前面4编。他们比较了瑞士民法典前4编与德国民法典在同一事项上所用的条文数，例如关于收养，瑞士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有18条和32条；关于夫妻财产制，有74条和145条；继承法有192条和464条。他们得的结论是：“瑞士民法典总共(包括债务法的前两部分，相当德国民法典的债编)约用1600条规定了德国民法典用2385条所规定的事项，而后者的条文一般地还要长些。”[5]

瑞士民法典的这一特点与德国民法典恰巧成为两个正相反对的典型。前者“有意地不求条款的完备”，而后者有力求包罗万象，力求完备无遗。这两种典型的后面存在着两种立法思想，存在着两种国情。德国民法典是有名的“法学家的法典”，立法者刻意要把一切问题予以解决，不给法官以裁量权。瑞士民法典是“大众化的法典”，要让那些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非法学家的法官读得懂、会运用。德国民法典要用全帝国(德意志帝国)的法律去统一、去扼制地方的旧法和习惯，达到“定于一尊”的目的。瑞士民法典则要尽量保留和尊重各州的旧法和习惯，只要求“基本一致”。这里表现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尊严(这种情形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发展到极点)与一个强调地方分权和尊重地方传统的联邦的不同气势。

(三)法典既然简单，就必然要赋予法官以“补充”、“充实”的权力。这是瑞士民法典的另一个特点。

这一点表现在法典的第1条。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条文，包括3款：“(1)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2)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应依据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裁判之。(3)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

这里最引入注意的是第2款里的“他作为立法者所制定的规则”。

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法律不够用时，法官应如何判案。民事案件是千变万化的，不像刑事案件那样只限于刑法中明文规定的那些种类。法律要把民事案件规定得没有遗漏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民事案件，法官又不能不办。法国民法典第4条明文禁止“法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裁判”，同时又把规定“法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裁判”(第5条)，但是法官究应怎样办，法国民法典未予解决。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1条曾经规定：“法律无规定之事项，准用关于类似事项之规定。无类似事项之规定时，适用由法规精神所得之原则。”但以后德国民法典对此仍不作规定。可见这个问题在那个时代不是很好解决的。瑞士民法典直接规定法官可以“作为立法者”而制定规则并据以裁判。这确是一个异平寻常的规定。这个规定不仅在它以前和它当时是没有的，就在它以后也没有，真可谓是“空前绝后”的。

茨威格特和克茨一方面说，瑞士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基本上没有包含任何新意，”但终究不得不承认，这一条仍然是“令人惊异而赞赏的”，因为它“在清晰了然的位置，并以鲜明出色的语言形式表述了这种思想。”[6]把瑞士民法典的这一条规定的价值仅仅归结于其位置和语言，这种评论显然是不公正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表示对本国法官的信任。瑞士的法官是民选的，他们和议会的议员一样直接来自人民，让他们“作为立法者”也未尚不可。这样也不怕“混淆立法司法”的责备了。

其实，瑞士民法典还是很慎重的。这一条里的第3款就是对法官在“作为立法者”时应如何行事的指示。法官应该“遵循公认的学理与惯例”，而不能任性胡为。

在瑞士民法典以后，很少有采用这一条的。这说明别的国家不具备瑞士所具有的条件，并不是这一条有什么不妥，因为从瑞士近百年的情形看来，这一条规定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流弊。

(四)瑞士民法典较之德国民法典在更高的程度上运用了一般条款。这就是它把诚实与信用原则提高到整个民法的最高原则的地位。

当然这也是它用来供法官补充和充实法律具体规定的一种手段。但意义不仅在此。诚实与信用原则在德国民法典里的适用局限于债法的范围。瑞士民法典突破了这一局限，在第2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这种规定不仅不再限于债法范围中适用，而且也不仅规范义务人的行为，并要规范权利人的行为。这样使诚信原则真正成为全部民法的最高原则。40年后(1947年)，日本把这一规定移植到日本民法的第1条中。

瑞士民法的这一规定，以后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展现出它的理论意义和在实践中的价值。论者认为这是对19世纪个人主义民法的纠正，民法走向社会本位的标志。事实上，德国虽没有修改它的民法中的规定，但它的判例和学说也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

(五)瑞士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地方的传统立法与制度．

瑞士也是个联邦，不过各州有分权的传统，而各州的制度上的差异也不易统一，所以瑞士民法典很尊重州法的地位，将许多问题交给州法去处理，也保留了某些固有的传统。瑞士民法典在许多条文中，特别在有关物权和监护继承方面，把许多权力交给州、甚至交给更下级的地方。例如在继承的特留分上，就允许各州自行规定而不要求一致(第472条)，在所有权的范围方面，先许按照“地方通常习惯”或“地方通常见解”决定何为物的组成部分或者何为从物，而不要求有一致的标准(第642、644条)。在相邻权(相邻关系)方面，更是多处准许州法自行作出规定(第702、703、705、709条)。

从瑞士民法典对地方法制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一个地方传统习惯甚至连语言都各不相同的国家里，“统一”和“分歧”是如何得到协调的。

五 瑞士民法典的语言与体例

关于瑞士民法典的语言，首先要指出，由于瑞士宪法规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三种语言是正式语言，瑞士民法典以三种文字公布，三种文本有同等效力。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三种文字的文本，都是正式文本，不是翻译文本。

只要见到瑞士民法典的德文本的人，把它和德国民法典一比较，马上就看出，两种法典的文句、文体太不相同了。德国民法典用的是典雅的文体、冗长的文句、谨严的词语，俨然是一位咬文嚼字的法学家在向你说教。瑞士民法典绝然相反，简短的语句，浅显的言词，每个条文都短得只有一行、半行．原来立法者的目的就是要使一个未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能读懂这部法典。讲到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是“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第1条)。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是，“每人有权利能力”(第11条第l款)。前者用名词“权利能力”(Rechtsfahigkeit)，后者用形容词“Rechtsfahig”，这一点不同就显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

德国民法典力求概念的确切谨严，而瑞士民法典常常用一些比较不确定的概念。这样的结果，瑞士民法典在运用时显得灵活多了。

瑞士民法典在体例方面最受批评的是把公司、有价证券等都纳入“债务”的范围。因此，以后旧中国的立法者学习了瑞士的民商合一制，却把公司、票据分离出来制定单行法。

六 结论

(一)前面说到，瑞士把民商分立的模式打破了，引起了以后的人从理论上去研究这个问题。主张民商分立的人找出种种理由来从理论上去论证民商分立制度。这种理论当然不完全是从瑞士民法典得到的，但是从瑞士民法典得到启示，则可以肯定。

民商统一论的主要论据不外是下面两点：(1)近代商法典的前身是中世纪欧洲商人团体的习惯，也就是商人的法。但现在所谓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已不存在，甚至特殊的商行为也失去其纯粹性。像票据制度、保险制度已普及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全社会的人所利用与参与。因此，仅为只规范社会生活中某一特殊方面、或规范社会中某一特殊阶层的商法已失去存在的依据。(2)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划分民事与商事的严格界限也不清楚，有的国家只以民事法庭和商事法庭的管辖来划分，这种划分有很大的任意性[7]，因而两法典并存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甚至混乱。

20世纪以后制定私法法典的国家，差不多都是以瑞士民法典为模式，或对瑞士民法典加以变通的。我国在清末一度采民商分立模式，以后改采民商合一模式。20世纪的一个最新的民法典——荷兰民法典也采取民商合一模式。今后我国也不会走民商分立的道路，大致可以肯定。

(二)瑞士民法典没有总则编，这又是对德国民法典的一个冲击。德国民法典问世以后，赞赏其体例的人对之推崇备至，而瑞士民法典独树一帜、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之外另备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研究民法的人认识到，大陆法系内部，多样性仍是存在的。法国法系与德国法系并不能将大陆法系瓜分。现在比较法学家在法国和德国之外，不仅注意到瑞士，也注意到北欧诸国和亚洲诸国立法者也不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所限，各自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开创新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瑞士民法典的启示。

(三)从法国民法典到瑞士民法典，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在每一个法典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学派、一个法学家集体、乃至一个或几个著名的法学家。我们一方面应该说，这些法典都是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法学发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说，这些法典是某一个或某些法学家的著作。人们对瑞士民法典特别有这种看法，说这是一部个人的作品[8]。这种说法当然不需要去附和，但是应该引起立法者的注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法律、法典是学术著作，不是行政文件，不由行政长官依行政程序(下级起草、上级批准)去“核定”。拿破仑在促进法国民法典的加速制定这一点，功不可没；但是根据他的意志而加进法典的少数条文(有关军人身份的、有关外国人地位的)，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过了些年就被删除或改过了。瑞士民法典没有这种情况。

被称作“欧洲民法双璧”的德法民法典，有什么特殊魅力？

一、欧陆法律的经典：法、德两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国从19世纪末期开始研究编纂，最终于1900年1月1日确定施行的民法法典。该法典还与我们熟知的《法国民法典》一道被称为“欧陆法系中最重要的两部法典”。德国民法既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同时又结合了日耳曼部落的习惯法，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法典。

罗马人讨伐日耳曼部落

我们在史学课本中常常能感受到《法国民法典》无远弗届的巨大影响力。的确，这部法典开创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立法特色。欧洲各国在调整本国法律时，都会不约而同的将它作为参照。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有必要知道的是。虽在谈论家长里短时，我们较多听闻的是法国人的法典。不过，中国的民法法系，却从民国初年开始就一直受着德国人的影响，并且持续到了今天。

二、两部民法的独特地位：不同时代锻造的不同辉煌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借鉴德国人的法典呢？这当间的道理还需要瓷儿跟您一一道来。

法国人在制定民法的时候，已经有着充分统一的历史传统。在路易十四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发展到了极致之后，法国国王们就再也不认同祖先们的“虚君”地位了，纷纷要紧紧将权力攥到自己的手心中去。之后，拿破仑的胜利号角慢慢吹遍了半个欧洲。随着他的胜利纷至沓来的，还有民法典的成功推行。可以说法国的法典是真正“自上而下”推行的。

油画中的拿破仑战争

而德国人却不似法国那般团结。在形成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之前，德国的疆域中还常常驻有政见不一的各地居民，还有争勇斗狠的骑士团，以及无家可归的边地农民们。中世纪形成的长期分立传统，造成的后果之一就包括“各地法律分立”和“政治互相无统属”。这样一来，搜集并整理出一部适合国家操作的法律就成为了一件棘手事了。 所幸《德国民法典》的编纂时间要比《法国民法典》晚了一个世纪之多，在19世纪末，德国早已遍布了学有所成的现代法学家。他们为法典的制作尽了相当的力量。首先，法典吸取了普、奥、巴等邦的法律内容，借鉴了《撒克逊民法》设立总则的特点。另外在普鲁士关税同盟阶段，德国各邦的商业条文和贸易细则也成了新法典的立法基础。

汉萨同盟贸易地图

反观中国,在民国时期，我们面对的也是一副政治飘零、国事动荡的大环境。在这看似无序的内核中，蕴含着趋向于统一的力量。无论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或是经济结构，当时的中国都比较接近于德意志帝国的环境。况且德法典还是当时欧洲“最新鲜”的民法典，也是世界范围内最炙手可热的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所采取的保护商业的手段，及其着眼于协调人民利益而作的努力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清末旅欧的留学生，所言必称道英吉利繁盛的商贸，或德意志有序的制度。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确实是一部值得借鉴的佳作。此法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今日相关学者广泛的讨论中就可看得出来。

在西方参加世博会的清末官员

三、两部民法典的卓越价值：一前一后散发光辉

在20世纪欧洲的政治经济国家关系风云突变的同时，《德国民法典》十分恰当地“包容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全新需要”。它采取的五编制体例要比《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更完备，对法律的概括和叙述也更清晰。这就十分有利于德国政府对经济部门和军政部门进行较清楚的权责划分，有助于推进社会在规范的架构中向前演进。

法国民法典开启了一代资本主义法律的先河。在法律规制中，它坚持了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可以说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法学家们的努力做出了肯定的回应。在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下，法国民法典理所当然地保护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为保护和振兴商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德国的民法典详细地对法人制度进行了确切的定义，由此来规范当时肆虐一时的“容克地主”和外国投机商们。他们曾依靠特权获得了相当之多的不义之财，当时的德国政府出于国家前途的着想，及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确认企业同政府的关系，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

德国最高行政法院

民法典还将债物关系提升到了物权法之前，这反映了典型的债权法理念。在国家企业占据了市场之后，德意志帝国表现出了比较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帝国形态”。在这种紧要关头，“如何刺激民间资本的流动，保护新兴企业的发展”就成了德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慎重对待债权关系这一手段，极大地提高了小资本家们的信心。

四、两部法典的历史意义

不过，我们也不可把德国法典当作是“无论内外均是富有开创性的崭新事物”。实际上，德国民法典同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是陡然不同的。法国的民法典向来被称为“革命的法典”，其重要原因是在当年的时代，法国法典是提倡破旧立新的。而德国在编纂它的法典的同时，更多是为了妥协和统一。

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新法典

比如法国的民法典在一百多年前就消除了所有封建领主的一切权利，但德国法典直接保留了源于日耳曼部落时代的固有财产法。当时的时代已经普遍兴起了工厂工作和雇佣劳动制度，但是德国民法典仅仅延续了中古法典对于租佃劳动的保护，而没有制定新的保护工商业劳动者的法律细则。

法、德两国的民法典可被分别视为一个时代的开启者和终结者。法国民法典基于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和平权思想的观念，开启了近代自由主义立法时代。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大陆法系中的一些不足也因着“判例的修正”或“他国法典的编纂”而不断自我完善。其中德国民法典的成卷就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已完成了为朝着垄断出发而作出的预备。

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投票选举的民众

文史君说：

法、德两国的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对后世形成的《日本民法典》和《中华民国民法》等一些国家的民法立法都有着充足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法国民法典》还是欧洲首部保护犹太人平等权利的法律。同样，即便在后来经历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淬炼和纳粹统治时期的扭曲。《德国民法典》也一直顺利延续到了今日。两部法典内容和风格之干散流畅，条文术语之详略得当，可以说处处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

如何理解《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

最先大家从全部管理体系上看来，153在检察官法通则编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下。按照民法典的私法基层民主核心理念，非法人组织的某一民事法律行为一经作出，正常情况下是合理的，民法典全球也期待它合理，可是民法典也是有一部分强制标准，民事法律行为没法遭受法纪律的认同进而使法律效力自始被清除，这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失效。

153和144，146，154是民事法律行为失效的四个缘故。事实上153的法纪律否定性点评注重了两个层面的失效缘故，即强制标准和公共秩序。公共秩序能够和前边的民法典基本准则相联络，当初的自贡二奶案中的遗书就因违反公共秩序而失效，很少谈。

在强制标准这一方面，几个法律条文就能证实153这般撰写的初心。例如九民会议纪要31，违背规章制度一般状况下不危害合同效力，但该规章制度的内容涉及到金融、市场监管、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等公共秩序的，理应评定无效合同。因此“违反规定”（这里是法律效力最少的规章制度）不一定就是无效合同，这是一个新奇的见解也是提升。

合同法解释2的14，注重了强制要求是“法律效力性强制要求”，这种实际上 全是对合同效力的维护，促进人民法院在司法部门实践活动中不必动则否认合同效力进而过多影响买卖纪律，减少买卖高效率。九民会议纪要30【强制要求的鉴别】担保法实施后，对于一些人民检察院动辄以违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要求为由评定无效合同，不合理扩张合同无效范畴的情况，担保法律条文（二）第一4条将《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要求的“强制要求”确立仅限于“法律效力性强制要求”。

自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管理性强制要求”的定义，强调违背管理性强制要求的，人民检察院理应依据实际情况评定合同效力。

伴随着这一定义的明确提出，审理实践活动中又发生了另一种趋向，有的人民检察院觉得但凡行政管理学特性的强制要求都归属于“管理性强制要求”，不危害合同效力。这类易错成语的评定方式，应予以改正。之上是在叙述人民法院很有趣的一个司法部门现况。

在民法典标准发生“强制要求”时趋向于无效合同，在法律条文明确提出“管理性强制要求”合理时又通通多方面可用觉得合理。因此九民会议纪要迫不得已白底黑字写下四种法律效力性强制要求，在30的第二段。这种都说明了一种意识，便是民法典作为私法最基本上的是维护保养意思自治，法律条文的颁布这般。可是融合在我国法律法规发展趋势的现状。

含义非常简单，表明违背强制要求并不必定造成个人行为失效。事例前边也有些人举过，就不会再过多阐释。那为何，要要求得这般模棱两可呢？这一条款，往往难了解，关键就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能够立即实际操作的标准。操作实务中碰到此类状况必须分辨个人行为是不是合理时，这一条款得出的并不是立即的可用标准，只是一种体制。

既规定大法官在分辨合理或失效时，考虑到个人行为的特性、强制标准的特性，失效是否的不良影响，开展综合性评定。也许有些人给一个更简易的回应，就是强制标准分成法律效力性强制标准与管理性强制标准。例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做的个人行为失效，这就是法律效力性。又如，某行政规章中要求一些合同书先要备案才可签订，很有可能就归属于管理性。

可是难题就出在后面一种，并不是全部行政部门企业型的政策法规开设的强制标准也不危害民事行为能力法律效力。因此江必新大法官在全新推出的那本书里指责过简易归类的处理方法。他明确提出的是三步走对策。

一、看违背的政策法规中是不是确立个人行为法律效力。

二、假如未确立，则联络个人行为特性与民法典有关个人行为法律效力的标准，综合性分辨。

三、再不确立，则分辨命令性标准关键维护私益或是公益性，若是公益性则一般失效，若是私益则一般合理。

拿破仑民法典的内容~~~全部都要。。

编辑词条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被中国人知晓，大概是在清末洋务运动之后。有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说：清末一场科举考试中，有点洋务知识的考官出了个作文命题为“项羽与拿破仑”。一位饱读经书的考生提笔苦思，实在无法理解这个题目的含义，于是写道：“项王力拔山兮气盖世，岂畏拿一破仑乎？”不要笑话这个被闭关锁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所害的旧知识分子。

拿破仑于1821年病死圣赫勒拿岛，他在临死前说：“我一生四十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或《民法典》)。是中国法学教育中民法学的必讲课程，但只有民法硕士研究生、博士生才有可能会去通读它长达2281条的条文。在我们兴师动众起草《中国物权法》的时候，我们不由得要想起这个法典。因为眼下我国的民法学者在争论的好多民法物权原理，200多年前这个法国皇帝组织的法学家已经解决好了。

1789年6月，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宣布，“所有各类赋税与奉献，凡未经议会正式明确批准者，在全国各省份概予停止”，国王也无权决定税收。国王路易十六为此大怒，解除了主张税收权归议会的财政总监内克的职务。

国王与国民议会的矛盾激化了。7月，巴黎城被起义者控制。巴士底狱被攻克。以“谁有权决定赋税”为起因的法国大革命就这样全面爆发。1792年9月，统治法国上千年的君主制被废除，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1799年拿破仑乱中夺权，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

10个月后，他下令成立由四名委员组成的“民法起草委员会”，规定委员必须在11月内完成民法起草。起草委员会按期完成了民法草案，经大理院和上诉院研究修改后，提交参政院讨论修改。参政院围绕民法草案，共召开了102次讨论会，拿破仑亲任主席并参加公议97次。法典最后经立法院一致通过。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了这部人类历史上的典范性法典。被拿破仑任命为民法起草委员的四人是大理院长特龙谢(Tronchet)、罗马法专家马尔维尔(Malleville)、政府司法行政长官普雷阿梅纳(BigotdePréameneu)、及海军法院推事波塔。

《拿破仑法典》又称为《法国民法典》，它是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产物，于1804年公布施行。经过多次修订，现仍在法国施行。它最初定名为《法国民法典》 ，1807年改称为《拿破仑法典》 ，1816年又改称为《民法典》，1852年再度改称为《拿破仑法典》，但从1870年以后，在习惯上一直沿用《法国民法典》的名称。

法典内容 《法国民法典》于1804年3月21日通过。法典除总则外，分为3编，《法国民法典》第一版封面共2281条。第一编是人法，包含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是物法，包含关于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规定，实际上是关于在静态中的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第三编称为“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编。内容颇为庞杂：首先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其次规定了债法，附以质权和抵押权法；最后还规定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实际上，该编是关于民事权利客体从一个权利主体转移于另一个权利主体的各种可能性的规定。

立法原则 这部法典可以用3项原则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治原则。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则来说，该法典包括两条基本的规定。第11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民事权利是指非政治性权利，包括关于个人的权利、亲属的权利和财产的权利。第488条规定：满21岁为成年（1974年改为18岁），到达此年龄后，除结婚章规定的例外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在原则上，每个人从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虽然关于这种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权原则来说，法典第544～546条给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人以充分广泛的权利和保障。所有权的定义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国家征收私人财产只能根据公益的理由，并以给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补偿为条件。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该财产所生产以及添附于该财产的一切物。这一规定使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时农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该法典还规定了对他人财产的用益物权和地役权，这对小农经济是重要的。

③契约自治，或称契约自由原则，规定在第1134条中：“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非该契约违反了该法典第6条所说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于产生某种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将所有权从一人移转于他人，或者产生某些债务，或者解除当事人先前缔结的债务，或者只是改变已经存在的一些约定。该法典赋予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于法律的效力，来使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产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从而改变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约自治，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当事人必须按照约定，善意履行，非经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废除。契约当事人的财产，甚至人身（该法典原来规定了对违约债务人的民事拘留），都作为履行契约的保证。基于这些观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契约义务的强制履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履行迟延、债务人的破产程序等等。

在《法国民法典》中用1000多条条文来规定契约之债，可见契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契约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义下实行的，并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则的逻辑结果。对于这个原则，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随着100多年来法国政治、 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该法典也经过100多次修改,以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其中较重要的有:1819年的法律废止了第726、912两条,从而使外国人在继承法上和法国人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废止了第22～33条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条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记法》改进了关于抵押权的规定。1871年开始的第三共和国得到巩固以后，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法典改革运动。该运动主要针对婚姻法和亲属法，结果，关于结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修改，特别是放松了对于父母同意的要求，对当事人较为方便。离婚制度一度于1816年废除，1884年得到恢复，但基于夫妻共同同意的离婚到1945年才得到恢复。关于亲权的行使，发展了加以控制的制度，并且在1889、1910、1921年的《受虐待或遗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亲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予以剥夺或限制。由于战争的结果，1923年的法律曾对收养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再次进行了修改。关于夫妻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由于1891、 1917、 1925年的法律补充规定了对配偶遗产的一部分享有用益权而有所扩大。1965年的法律根本变更了在丈夫单独控制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废除了奁产制，并且许可妻子在不经其夫同意下开立银行帐户，并管理其个人财产。1970年的法律废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长的原则。最后，1972年的法律废除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的影响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而且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也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拿破仑法典》目录：

总则 法律的公布、效力

第一编 人

第一章 民事权利的享有及丧失

第二章 身份证书

第三章 住所

第四章 不在

第五章 结婚

第六章 离 婚

第七章 父母子女

第八章 收养与非正式监护

第九章 亲 权

第十章 未成年、监护及亲权的解除

第十一章 成年、禁治产及裁判上的辅助人

第二编 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

第一章 财产分类

第二章 所有权

第三章 用益权、使用权及居住权

第四章 役权或地役权

第三编 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

总 则

第一章 继 承

第二章 生前赠与及遗嘱

第三章 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

第四章 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

第五章 夫妻财产契约及夫妻间的相互权利

第六章 买 卖

第七章 互 易

第八章 租 赁

第九章 合 伙

第十章 借 贷

第十一章 寄托及讼争物的寄托

第十二章 赌博性的契约

第十三章 委 任

第十四章 保 证

第十五章 和 解

第十六章 民事拘留

第十七章 质 押

第十八章 优先权及抵押权

第十九章 对于债务人不动产的强制执行及债权人间受分配的顺位

第二十章 时 效

德国民法典的内容

前面说过，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迟了将近百年，在法典编纂与民法学方面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足资利用，它在内容上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是当然的，也是应该的。

从前面关于分编的叙述可知，德国民法典分为五编，确实比法国民法典合理得多。这种编制也就使德国民法典的整个内容要更具条理。对于法国民法典第三编的那些批评（说该编是大杂烩，见本文第二节），绝不会施之于德国民法典。其次，德国民法典的内容比法国民法典充实得多，这是时代进步的当然结果。一些在法国民法典中极其简略的规定，在德国民法典中都发展成为体系严密的整套规定。即如关于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法国民法典沿袭罗马法，只规定了包括管理他人事务与非债清偿两种情形的11个条文，而且不适当地称之为“准契约”（第1371—1381条）。德国民法典将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各规定为一节，各有11条（第677—678条，第812—822条）。各设有定义规定、原则规定与特殊情形。又如侵权行为，法国民法典仅有5条（第1382—1386条）德国民法典有31条之多(第823—853条），而且创设了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规的行为（第823条第2款）与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的行为（第826条）均属侵权行为的规定。只举这两点，就可见德国民法典内容充实之一斑。

德国民法典中有些规定是法国民法典中完全没有的。这些几乎都是社会经济发达与潘德克顿法学发展的结果。例如法人制度完全是法国民法典没有的。又如代理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中，代理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制度，与委任混淆不分。德国民法将代理与委任分开，而且从性质上加以区分。德国民法典债编中规定了债务约束及债务承认、指示证券、无记名证券，并从而建立了一套“抽象法律行为”的理论和制度。德国民法典不承认法国民法典中的“原因”（第1131条），而承认“无因债务”。

德国民法典采用了许多法国民法典所没有的概念，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最重要的是“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法律行为是对民法中许多行为的高度概括，是民法总则的核心。法律行为的要素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也是德国民法典首先采用的。意思表示理论为近代民法的个人意思自治原则树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各种法律事实中突出个人意思的地位，这正是近代民法的特点）。法国民法典只就合同讲错误、诈欺等问题，德国民法典则就意思表示讲这些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22]。

有的问题，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很不相同。例如在买卖、赠与等行为中，物的所有权的移转，法国民法典实行意思主义，规定所有权在合意成立时移转（第1583条、第938条）。德国民法典实行表示主义，规定所有权在交付或登记时移转（第873条、第929条）。这种不同以后成为大陆法系中德法系与法法系的差异。

法国民法典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初期，德国民法典出现时，资本主义已在向垄断阶段过渡，工业已高度发达。这种情况对两个法典关于所有权的规定有显著的影响。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这里对所有权的限制只有一点，即“法令所禁止的使用”。到德国民法典，对所有权的限制增加了许多。第903条规定：“物之所有人在违反法律或第三人权利之范围内，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人对物之一切干涉。”这两条的不同表示所有权绝对原则（民法三大原则之一）在这一百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于德国民法典第904条、905条、906条，都规定的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像第905条和第906条显然是保护日益发达的产业资本家和大企业家的利益。

德国民法典对契约自由（合同自由）原则作出一些限制。第310条至第313条规定某种约定无效或应经裁判上或公证上的认证，就是一例。又如第315条、第319条、第343条都限制个人意思，加强了法院对个人意思的干预。第393条规定对于因故意为侵权行为所生的债权，不得主张抵销。这也是对个人意思的限制，是法国民法典所没有的。德国民法典较之法国民法典扩大了契约及于第三人的效力。法国民法典于第1165条明文规定“契约仅于缔约当事人间发生效力。”德国民法典专门规定了一节《向第三人给付的约定》，这当然是适应发展了的经济的需要。

德国民法典的一大特点是规定了一些“一般条款”（Generalkausel）。所谓一般条款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与那些规定具体情况的条文显然不同，因为法官可以把一般条款用到各种具体案件去以解决他要解决的问题。最著名的是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德国民法典有两个条文规定了诚信原则。一是第157条规定：“契约应依诚实信用的原则及一般交易上的习惯解释之。”另一是第242条：“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法官可以运用这两条来处理他认为依许多具体条文处理时有失公平的案件。事实上，以后德国法院就利用这一原则处理了第一次大战后因通货膨胀、德国马克贬值而发生的债务案件。另一种一般条款是关于善良风俗的，也有两条。第138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为违反善良风俗的无效。”第826条规定：“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故意加损害于他人者，应向他人负损害赔偿义务。”这种规定使法律与道德接近，与法国民法典第6条不同。后者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这条要求不得违反的是表现善良风俗的法律，而德国民法典则直接要求法律行为不得违反善良风俗。还有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这条规定：“行使权利不得只以加损害于他人为目的。”这就是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德国民法典中一般条款的作用，要到几十年后才发挥出来。德国法学家还从这些一般条款出发，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如缔约过失、情事变更、法律行为基础丧失等。所以有人说：“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一般条款已经成为使契约法适应于那个社会已经改变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法国，使法官有发展法律的机会是法国民法典的缺漏和技术上的缺陷而德国法院则主要依靠民法典第138条、第157条、第242条和826条的一般条款。这些一般条款起着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没有它们，德国民法典的一些僵硬的、严谨的条文可能已经在社会变化的压力之下爆炸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