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周报（民法典法制报）

政治是内心情感的表露

 2020年3月1日，抗议印度新国民法的活动人士在加尔各答与警方发生冲突，随后新德里发生宗派骚乱。Indranil Aditya/NurPhoto通过盖蒂拍摄

在一个充满愤怒和恐惧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梦想一种纯粹理性的政治，但这是对我们人性的否定。

当今的生活让我们日益不安。传染病、气候变化、性侵犯、制度性种族主义、零工经济工作的压力、自由民主的危机——这些现象造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脆弱感。这种脆弱感是发自肺腑的，因为情感体验源于我们的生理器官——从内脏、肺到心脏和荷尔蒙系统——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反应。它们也是政治性的，因为我们的感情会影响政治决定和行为，也会受到政治决定和行为的影响。

因此，政治语言充满了情感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人们把当前时代称为一个充满焦虑、恐惧还是愤怒的时代，内心的状态和感受都出现在政治对话的前沿。这很难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相一致，即人类是“天生理性”的生物——“政治动物”，政治社区或“城邦”使其繁荣发展。城邦，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写的，“为生活而生，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为了提高美好生活，人们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因什么是最佳管理方式而产生的分歧导致政治概念应运而生。那么，在21世纪的“情感政治”中，成为“政治动物”意味着什么? 什么才算是“美好的生活”?

我称之为“本能政治”的答案来自于对人类历史上新颖的科学理解，与其说人类是一个理性的生物，不如说人类主要体验和情感的生物。本能政治是身体生理和政治行为的交集。它结合了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人类情感的产生和体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它接纳人性的内在基础，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它还揭示了我们的情绪如何塑造我们的需求和决定，以及社会政治力量如何利用生理因素来影响行为。

这并不意味着本能政治是新的观点;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来自本能。我们的身体状态以及我们调节身体状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和社会结构是这样的。例如，霍布斯认为，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使他们远离自己最糟糕的冲动，这可以被解读为对人类极端情绪表达方式的回应。然而，尽管情感是人类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但民主政治理论关注的是理性和理性作为驯服情绪的手段。因此，目前的条件为理解内心状态的社会政治意义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并表明情感及其生理根源如何与逻辑推理一样对决策至关重要。观察人类生理学与当代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会有这样的感觉。

人类是生物有机体，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生物体存活的关键方式是通过体内平衡——通过保持身体过程在维持生命和福祉的“安全范围内”来维持稳定。例如，体内平衡包括调节温度、心率和血压，以及饥饿和饱腹感。但是，如果大脑只是被动地等待这些生理周期进入危险区域，那是低效和危险的。相反，为了实现动态调节，它试图预测身体的未来状态。例如，预期到压力将至，身体会改变血压，新陈代谢和荷尔蒙水平，以满足这些需求。换句话说，大脑努力预测调整身体状态，以响应实际和预期的需求。这种恒定的校准被称为异位平衡，通过生理或行为的改变实现稳定(内稳态)的过程。

为了取得应变成功，有机体必须能够监控其当前状态，并预测即将发生的变化并为其提供预期状态所需的资源。这种自我调节依赖于一种被称为“内感受”的能力，即我们感知内心状态并意识到自己感受的方式。当你考虑到认知发生在一个身体里，首先，它需要活着，其次，它需要健康时，内感受的价值就很明显了。根据心理学家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的说法，大脑主动管控健康的身体的所需: 为机体提供危险警告。持续试图监测外部环境，也积极地监测体内变化，包括内脏器官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导致情感状态的产生。

情绪在此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正如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指出的，情绪是身体状态的心理表征，让我们能高效施展自我调节能力。情绪是一种推断、预测或“最佳猜测”，是关于这外部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影响我们产生这种感觉的。为了帮助我们维持稳态应变，情绪通常比耗时费力、有意识的“理性”反应更快、更有效。例如，一声大喊会引起生理上的反应，我们可能会从心理上解释为恐惧或愤怒的感觉。恐惧或愤怒的经历会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也许是逃跑或攻击，从而恢复安全感。

这种行动的动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意识到它们。虽然情绪能帮助我们有效地做出反应，但它们也能促进更细微的认知形式。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情绪时，我们可以检验我们感觉的原因，考虑如何应变的各种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情绪帮助我们解释我们自己的生理状态对我们自己的意义，从而以一种保持异位性的方式行事。对生物体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如因受到父母在身心上的虐待，或在社会和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状态，将阻碍调节生理和情感的过程。

社会是有机体环境的关键部分，对其认知功能和健康有重大影响。人类的新生儿不能靠自己来维持体内平衡，必须依靠照顾他们的人来做到这一点。即使我们成长为独立的个体，在我们的一生中，稳态应变控制仍然依赖于社会关系。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大脑的进化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处于安全的“平衡之内”，而且主要是为了在社会环境中对其进行调节。通过意识到我们的感受，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感受传达给他人——通过分享经验，作为一个社会来规范我们自己。

那么，考察20世纪政治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其视为一种创造条件的方式，使人们的身心能够保持在“安全范围内”。从《世界人权宣言》到福利国家和司法制度，社会机构和规范来限制着人类的行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们可以推断社交对他们和他人产生的感觉，从而预测自己的行为。令人震惊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之后，维护人类身体平衡和完整性的挑战持续不断，

西方国家的决策者重新使用了古老的“政体”隐喻，这一观点引人注目，史学家史蒂芬诺斯·杰洛拉诺斯和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对此作了解释。

国家或政体是一种有机实体，其成员本身都有身体需要，这种观点对社会科学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贝弗里奇报告》(1942年)为英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基础，正如杰洛拉诺斯和迈耶斯所写的那样，它描述了“一个国家和个人的新联盟，每个人都关心对方的身体”。西方社会从两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后，通过福利国家的手段，将维持身体健康作为国家行动的目标。作为社会医学之父之一的德国医生和人类学家鲁道夫·魏尔周(Rudolf Virchow)早在1848年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指出: “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更大范围内的医学。”

现代生活面临着这些进步倒退的风险，危及到到人类福祉，而人类福祉本来就分布不均。自2007-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英国的预期寿命停滞不前或下降，部分原因是“绝望症”导致的过早死亡，如自杀性抑郁症，酒，毒和药瘾。与此同时，全球精神疾病在1990年至2007年间增加了31.6%，在2007年至2017年间又增加了13.5%。抑郁症仍然是造成全球精神疾病的三大主要原因之一。2017年，8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压力。60%的人认为当前的政治氛围是压力的一个来源，70%的人认为医疗费用是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信任和凝聚力的下降、政治两极化的加剧以及金融稳定和健康方面的不确定性，都是造成长期压力和健康状况不佳程度上升的原因。

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危机语言已经成为表达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情况的最常见方式”。他说，这种语言的普遍存在“向我们展示了当代现实和想象中社会”。我们主观感受不确定性和危机的方式，对21世纪的政治动物有着切实的影响。它将我们置于一种“非稳态负荷”的状态——一种不断积累的高压力的状态，这种状态来自于拼命地试图将身体保持在其稳态安全区内。这种长期或反复的挑战，个人经历的压力，最终耗尽身体和大脑。如果大脑的关键功能之一是通过维持健康的身体平衡来为身体服务，那么慢性压力就会燃尽保持身体平衡的能量。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平衡的身体，我们的选择就会变少，因为我们的机体不能再依赖它日益枯竭的储备。结果，我们失去了灵活调节身体的能力，而这种丧失会导致健康状况不佳、情绪失调和认知能力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加剧并导致非稳态负荷的条件。与其他美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高血压患病率显著上升，这并不是基因差异造成的; 相反，它反映了这些群体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

人的身体和国家是相互交织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系统地消耗我们的身体预算会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睡眠不足不仅是个人私事，还会影响政治参与，比如公民投票、签署请愿书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意愿。与此相关的是，一项涵盖170个国家的1980年至2016年的主要研究表明，民主治理的存在比GDP更能解释心血管疾病、交通伤害、癌症、肝硬化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差异。一些实证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人口水平的流行病学概况可以构建个人层面的对威权主义和威权治理的心理偏好。

21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动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更不受约束。对医疗保健和经济稳定的担忧一直是造成压力的最大原因。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驱动它的是一个全天候信息过量的生态系统，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经常滋生假新闻和信仰两极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本能状态会出现在最前面，并表现为强大但失调的情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情感需求和内心表达是如何支配社会政治生活的。

人的身体和国家是相互交织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系统地消耗我们的身体能量会产生深远的后果。例如，睡眠不足不仅是个人私事，还会影响政治参与，比如公民投票、签署请愿书和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意愿。与此相关的是，一项涵盖170个国家的1980年至2016年的主要研究表明，民主治理的存在比GDP更能解释心血管疾病、交通伤害、癌症、肝硬化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差异。一些实证研究还表明，传染病的人口水平的流行病学概况可以构建个人层面的对威权主义和威权治理的心理偏好。

21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动物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更不受约束。对医疗保健和经济稳定的担忧一直是造成压力的最大原因。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信息不确定性增加的世界，驱动它的是一个全天候信息过量的生态系统，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这些平台经常滋生假新闻和信仰两极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本能状态会出现在最前面，并表现为强大但失调的情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情感需求和内心表达是如何支配社会政治生活的。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解释内心政治的动态，因为历史、政治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中有三个重要的平行发展。近年来，历史学家对情感的研究给予了新的重视，在这里，情感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结果或副产品，而是作为主动的驱动因素或原因。同样地，在对情绪的长期忽视之后，在政治科学中情绪如何影响政治行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最后，社会和情感神经科学的进步现在允许我们从“内而外”地研究情绪，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关注与特定感受相关的生理和神经过程。

最近关于情感的工作为生命科学的机械方法(寻求人性的普遍原则)和社会建构主义的社会科学(质疑人类状况的特定文化历史决定因素)的调和铺平了道路。正如费尔德曼-巴雷特（Feldman-Barrett）所写的那样，这些新的情绪理论的核心是“情绪是对世界的构建，而不是对它的反应”。情绪是建立在身体的感觉，过去的经验和学习的情绪概念，以预测和理解世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从而确保我们的生存。

但是身体上的感觉是模棱两可的，某些生理上的感觉，如心率加快或出汗，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大脑从它的工具箱中选择解释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的原因，从而帮助我们理解身体和世界的变化——但它可能会失败。与威胁相关的生理唤起可能会被错误地归结为性吸引力或厌恶。我们可能会把愤怒状态和饥饿状态搞混，任何一个经历过“饥饿”的人都很熟悉这种状态。在政治上，我们可能会把对变化的世界的恐惧理解为对难民的愤怒和仇恨。最后一个例子说明了个人和群体所能获得的政治和社会叙事如何在构建情感体验中发挥作用。

如果情感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情感语言能自我表达吗? 它能构建它所描述的愤怒或恐惧的体验吗?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但也是一个及时的问题。重要的是要理解生理状态，加上政治态度的个体差异，可能会使一些人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经历愤怒，而另一些人可能经历恐惧或焦虑。此外，人们真正体验到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实证研究，或者充其量只是初期研究。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不成文的假设，即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至少政治家可以说服人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感受，这样的政治生活将如何进行? 如果政治包含这种情感，情感领域，政治会是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人们不太善于识别或标记自己的感受。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一发现在不同文化中得到了验证。无论是作为一种终身特质还是一种状态，人们往往表现出糟糕的情感洞察力，因为他们无法对自己的生理状态做出正确的推断——他们的内心感受意识很差。因此，我们经常错误地识别、标签或混淆我们的情绪。

述情障碍（alexithymia）的心理学概念(意思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感受”)抓住了识别、分离或口头描述我们感受的困难。作为一种特征，述情障碍在一般人口中约占10%，在有抑郁和焦虑症、身心问题和药物滥用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中上升到20%。它与年龄较大、男性、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年限较短有关，并被认为是导致一些社会缺陷的潜在原因，包括同情心和情感感知能力下降。述情障碍反映了一种难以理解来自身体的生理信号，难以将它们转化为不同的、可识别的心理类别，如我们赖以理解和调节情感体验的概念和词汇。从这个角度来看，述情障碍症代表了人类能力的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极端消极的极点，人类的能力首先是理解，然后是语言表达，最后是控制我们的情绪。

作为一种状态，述情障碍症可能出现在当大脑和身体被非稳态压力消耗殆尽时，一个人要么缺乏体验某些情绪的生理资源，要么缺乏用语言表达这些情绪的能力。与述情障碍相似的非稳态负荷损害了我们将生理状态融入精神生活的能力。在缺乏识别和表达我们生理状态的能力的情况下，人们的失调状态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构建的情感意义的影响。我们21世纪的信息生态系统通过不断地对事件进行感性的评论来传播情感标签。这些标签不仅仅是描述人们的反应，它们最终会赋予人们的生理状态以意义，并成为人们情感的容器。

想想愤怒: 我们是真的生气了，还是被告知生气了? 增加的压力和非稳态超载可能会阻碍我们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感受状态以及调节情绪的能力。这种紧张状态会让我们容易受到外界对我们情绪的解读的影响。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外部来源提供的情感标签(比如“你生气/害怕”)可能会给我们未知或不受控制的生理状态提供一些背景。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标签有助于“构建”那种情绪的意识体验，并改变我们使用这种情绪来推断或预测世界的方式: 所以我被告知，我感觉到但无法识别的不确定性或负面影响最有可能是愤怒。

反过来，这些情绪的外部构建会产生政治后果。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9年政治集会上的讲话为例:

美国人民已经受够了民主党的谎言、骗局、诽谤、诽谤和骗局。民主党可耻的行为造就了愤怒的多数派，这就是我们，我们是多数派，我们愤怒。

不同的人口，由于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态度，暴露在不同的情感标签下。情绪限定叙述 (如“你应该感觉……”)和情感标签(如“生气”)可以作为人们构建情绪的背景，尤其是当我们的内视觉失调时。

尽管学者和记者经常表示，焦虑有助于支持极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但政治心理学中更为微妙的方法表明，对焦虑的不同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又与不同的政治行为有关。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2015年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办公室遭受恐怖袭击感到愤怒的人，更有可能支持一个威权政党(比如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而对后者而言，对袭击的主要反应是恐惧。因此，我们用来解释焦虑的生理状态并据此作出推断的情绪，可以对政治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恐惧可能会导致人们寻求一个不那么强势、更值得信任的领导者，而愤怒可能会导致相反的模式。因此，情感标签的社会过程催化了情感的社会构建，可以影响我们对自己生理状态的理解——也可能解释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情感小气候。

公民和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调节，也可以相互调节失调。典型的社会关系让人们在群体中比在个体中更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生理状态。社会支持促进福祉，降低疾病风险和总体死亡率。我们一起表现出社会异位性，因为平均而言，与他人相处比独处耗费的精力要少。社会群体可以分担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负担，比如分担对威胁或资源的警惕。

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对个人来说也是昂贵的: 社会威胁和冲突增加了压力，加重了身体负担。社会关系也可能受到诸如粮食短缺、贫困、社会排斥、暴力和收入不平等等外部挑战的影响，这些挑战的根源是政治。因此，在整个社会中分布的非稳态负荷——社会非稳态负荷——破坏了群体维持其成员聚集的基线的能力。政体与我们对生理和情绪状态的心理感知能力(或缺乏这种能力)之间的关系，可能使非稳态负荷集中在某些群体中——这意味着一方或另一方有可能失去灵活应对压力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但政治参与也可以通过情绪调节来帮助社会异态化。政治互动可以使公民准确地推断自己的情绪状态，并以社会可容忍和适应的方式对其进行调节。与其用愤怒来解释我们的焦虑，我们可以开始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公共对话，以帮助公民了解他们恐惧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内心的状态，以及它们在情感中被解读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的被动副产品。相反，我们目前的科学理解表明，情绪对政治决策过程至关重要。因此，认为政治动物可以完全理性是一种幻想。1739-40年，当大卫·休谟(David Hume)提出“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为它们服务和服从之外，永远不能扮演任何其他的角色”时，他明白了理性和情感是相互关联和不可或缺的。虽然理性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的问题，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实现集体福祉的动力。情绪，以其基本形式如喜悦和愤怒，以及以其更复杂的形式如同情或愤慨，是更强有力的行动驱动力。

但是，这些情绪能被有效引导到何种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把自己的生理状态带入精神生活——并由此进入政治。正如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所说:“仅仅让人们愤怒是不够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人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让他们的愤怒变成一股转化的力量。”

本能政治的概念将我们的生理完整性以及我们在情感和心理上的体验方式置于政治目的的中心: 创建一个或多或少某些世界对于我们的基本生理需求, 使我们的身体保持在一个“安全边际”, 让我们正确推断出社会让我们感觉如何, 和使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时灵活地应对挑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完全平淡和可预测: 事实上，作为政治动物，当我们暴露在不确定性中时，我们就会繁荣，但在保护我们身体安全感的限度内。

展望未来，人类可能会经历更多生物和社会政治不确定性的压力。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我们如何体验生理上的安全或不安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写道, 理想的极权主义政权是谁的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例如, 现实的经验)和区分真与假(即思想的标准)不再存在。“在我们这个充满本能政治的时代，我们至少应该试着去理解21世纪的政治动物是如何感受现实的，从而区分现实中的事实和虚构。”

政治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不安全的身体驱动着我们的政治，这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政治的兴起可能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未能照顾好我们脆弱的身体，也未能使我们准确推断出自己的生理状态以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感觉。但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内心的政治。它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应该让我们的身体感到安全，让我们能够容忍和探索人类状况的内在不确定性。我们见证了前者的主导地位，但我们应该争取后者的崛起。

作者

马诺斯（Manos Tsakiris）是伦敦皇家霍洛威大学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调查了自我意识和社会认知的神经和认知机制。他是《互感性思维：从稳态到意识》（2018）的海伦娜·德·普雷斯特（Helena De Preester）的共同编辑。

什么叫银联下属机构

就是银联下属的机构分别是银联国际、银联商务、银联数据服务、银联电子支付、银行卡检测中心和中金金融认证中心。

“银联系统里共有十几家子公司。”一位银联内部人士介绍。

这十几家子公司，通过银联官网的产业服务体系构架只能清楚地看到6个，分别是银联国际、银联商务、银联数据服务、银联电子支付、银行卡检测中心和中金金融认证中心。

“其他的都很零散，而且有的是银联商务的子公司，也有的是因为控股关系比较复杂，没法界定，一般都不提。”上述内部人士也没法为理财周报捋清具体架构。

除了前述部门、各地区公司外，银联还有一个重要构成：包括广州银联网络支付、上海银联电子支付、深圳市银联金融网络、北京银联商务、上海银联商务、宁波银联商务、广东银联商务、北京数字王府井科技等8家子公司。除此之外，银联下属5家均没有下设子公司。

通过上述可查的14家子公司，理财周报尝试还原银联的业务链条。

从子公司中最大的3家展开，银联商务主要做银行卡收单和专业化服务。“在这里银联既是清算机构，又是支付机构。”曾担任银联要职，现在一家三方支付公司任职的知情人士表示。

银联商务主要负责线下业务，线上支付银联也有涉及，子公司银联电子支付主要就负责这一块。另外，银联商务下属子公司还有涉及网络支付、电子支付，实际上涵盖了整个支付链条。

银联国际同样是银联业务链条中重要的一环。银联官方介绍，其主要负责运营银联国际业务，拓展银联卡境外受理网络。

另据一名接近银联国际的人士介绍，“国际业务部说白了，是偏市场性的部门，让国外银行发的卡上有银联标识，这个国外银行包括境外银行和本国银行的境外分部。目前东南亚、南美、非洲这些不太发达的地区和日韩覆盖的情况比较好，现在业务拓展的重点是欧美。”

银联数据是银联的主要子公司之一，“做发卡端服务，主要服务于一些没有发卡系统的中小银行。提供银行卡数据处理，集成和提供各类银行卡业务所需的解决方案、服务平台和网络基础设施。”银联公关部人士介绍。

子公司银行卡检测中心，是银行卡产品和机具检测机构。

子公司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成立于1998年，是互联网第三方安全认证机构，通过发放数字证书为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提供安全认证服务，截至2013年已发放4000万张CFCA数字证书。公司旗下有全资子公司中金支付，前身是北京金科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中金支付主做B2B业务的平台，承接母公司原有的第三方支付业务，有央行颁发的支付牌照，面向公共服务类机构、行业交易市场、供应链、物流等领域提供网上支付解决方案，主要的客户是银行。

你见过哪些公司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只能说很多！像四川巴中男子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但是我朋友很奇葩的见识过。

公司里的工作简直就是人生一部狗血剧，有时看电视剧还傻乎乎的笑话人家剧情白痴，后来开始了找工作的经历后，才发现原来是我自己比较尴尬。下面我就来分享分享那些年我所遇到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哎，血泪史。

我记得在2016年有一个工作，简直让我终生难忘。公司规定：公司领导或相关部门在微信群中下发工作安排、通知、要求、质询等，相关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予以回复并进行确认后迅速执行。

上班时间要么开会、要么填坑、要么撕X、要么沟通，不能处理工作以外的事就算了，连正常的工作内容都很难去完成。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时间，会也开完了、业务下班了、消息停止轰炸了，总算可以做做其他的事情了，看到无休止的工作消息真的不想再回复了，偏偏公司还有这种奇葩的规定。

后来这家公司黄了，我差点放炮庆祝，没见过这种心智的公司。

下面是我朋友工作时遇到的是不合理规定，那就是影视剧里常说的“公司不许谈恋爱”，还记得风靡一时的《杜拉拉升职记》吧，剧情一模一样。

他们两人时刻小心翼翼，不敢向同事透露，也不能一起上下班，因为公司有内部规定，如果出现办公室恋情，必须执行“二选一”，即两个情侣间只能有一个留在公司。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办公室恋情既会影响工作效率，也会给其他员工带来不好的示范效应。两人恋情被发现，企业负责人表示必须严肃处理，因为我朋友的工作对公司更为重要，因此“建议”辞职。最终，我朋友就选择离开公司。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有些单位不仅插手员工恋爱，甚至“升级”去干预女职工怀孕时间，比如约定女性职工在入职后的两年内不能怀孕等。

但其实，向上面两所公司所谓的公司规定严格来说，已经超出了人性化的要求，实质上是公司的“家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规章制度。就比如上面所说的不允许谈恋爱，不允许婚育等等，这些对顶根本属于违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这意味着公民有权自己决定是否恋爱、结婚等，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强制或干涉。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诸如此类的不合理规定还有关于请假的。我闺蜜呆的公司要是请假超过3天，就要扣4天以上的钱，请的天数越多，扣的会比实际天数多。中午两个钟休息，但吃完饭只能在公司休息，不能回家，要去哪，都要报备。好像上厕所也要报备，我简直呵呵哒~

还有数不清的日报，周报，月报，半年总结，年终总结，不管你每天干啥了，两个字都要交，不然扣钱，都已经忙的不亦说乎了。公司规定全勤算底薪，不全勤倒扣200全勤还罚款，如果请假扣全勤扣一天工资。我真想一嘴巴哈哈过去。

其实，制定公司规章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规章制度应当以管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现在都变相成了“家规”想咋规定就咋规定，肆无忌惮。

劳动者，对于这种不合理的公司规定，既要敢于发声又要理智应对，因为我们在公司面前就是劣势的，一定要认清形式，千万别傻乎乎的硬顶，该有的理一旦暴露在公司面前，妥妥的被收拾。正确的做法是暗中取证，找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基本的法律知识要了解，在有需要的时候拿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高铁退票费20%合理吗？

这一退票规定并不合理，在科学性、公开性、透明性上均存疑。他在近几年的调研中发现，退票费是以运杂费的名义收取的，但其标准此前由国务院铁路运输主管部门规定，并没有依法进行公开听证。

从法律的角度看，当乘客买票后，实际上就与铁路运输企业之间形成了客运合同。根据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的规定，旅客退票属于单方解除合同，退票费应当为违约金，或者经济损失赔偿费用。

周世虹认为，如果作为运杂费，则退票费的收取标准及金额远高于成本；如果作为违约金或经济损失赔偿费用，又与法理相悖，缺乏损失计算依据。“而且在现实中，铁路企业作为合同相对人，违约、单方终止或解除运输合同不需要承担责任，在客运中只需要同意退票和改签。”周世虹认为，这违反了公平和平等原则。

周世虹建议，价格主管部门根据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组织专家和有关机构对铁路旅客退票费标准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公开决策听证，根据论证和听证结果，要求铁路运输企业明确退票费性质，调整收费标准。

相对于铁路领域，民航的退票费更高，有时甚至超过50%。许多乘客对这一问题抱怨颇多，一些消费者诉诸法律，要求航空公司降低退票费。

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裁判文书网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纪春玲等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显示，纪春玲在退订国航机票时，被收取了90%的退票费。

法院认可退票费这一规定，认为双方订立了有效的运输合同，退票费的法律性质为解除合同违约金。机票具有时效性和易逝性的特点，旅客退票将导致航空承运人产生再次销售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并承担空座的风险，并且该风险随旅客退票时间与起飞时间的缩短而增大。

公共场合拍摄明星会侵犯人权吗？不愿被拍应该怎么办？

你好，我觉得公共场合拍摄不愿公开的明星算侵犯人权。明星发现被人拍摄，要根据被拍摄的地点，拍摄者的身份和行为特点的不同而做出不同处理，但一定要淡定，不能莽撞。一、至于民众的拍摄行为是否侵犯了明星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如果明星或公众人物的工作行程是对外公布的，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这种情况下并不能构成侵犯隐私权。如果明星或公众人物的工作行程并未对外公布，亦或是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且拍摄的场合在摄影棚内、室内或者其他非公共场合，那偷拍行为便属于侵犯隐私的行为。二、公众人物感觉受骚扰可报警处理。如果明星或者是普通老百姓证实被偷拍，可以果断拒绝拍摄，并要求对方删除已拍摄内容。即便拍摄者是用于个人欣赏，也已经触碰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红线，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的骚扰，甚至可能触犯了法律的相关规定，骚扰过分的话可直接报警。三、偷拍行为是指未经他人同意，以秘密方式对他人进行拍摄的行为，直接侵犯公民肖像权和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如果偷拍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被侵权人还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四、明星作为公众人物，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其行为涉及公众的兴趣和娱乐生活，所以明星应当对隐私侵权行为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容忍的限度应为法定。所以说，明星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不过有些狗仔及私生饭实在是太过分，简直要把明星逼到崩溃，所以才出现了一例又一例的明星怒斥、动手事件。总之不论是狗仔还是私生，是为了营销热度还是因个人喜好，都应该守住底线，毕竟明星也是人，同样需要私人空间！

祝你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