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教授（民法典学者）

中国民法典体系结构

中国民法典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其独特的七编制结构：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和侵权责任；这是一个极富原创性的新体系。众所周知，传统的民法典体系，以法国式的三编制（人-财产-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和德国式的五编制（总则-债法-物权-家庭-继承）为代表。相对于这些传统的民法典模式，中国民法典新增了单独的合同编、人格权编以及侵权编；这些都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创新。

在上述新增各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人格权编。作为中国民法典的独创，人格权编以全新的形象“闪亮登场”，浓墨重彩地为中国民法典涂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特色。这由此成为中国民法典最为重要的结构和内容创新。

从形式来说，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是对民法典体系与结构的重大发展；而从内容来说，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提升到独立一编的地位，弥补了传统民法典分则中只有财产权而无人格权、“重物轻人”的缺陷，实现了“人物并重”。从实质层面来说，民法典设置人格权编是在科技革命时代对人文主义的鲜明弘扬，是民法典时代特色最为重要的表彰；而以民法典的正式通过和颁行为标志，中国自此迈入人格权保护的历史新时代。

我国的人格权立法始于1986年民法通则，该法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专设“人身权”一节。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就名誉权保护、精神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人格物保护等制度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列举了法律所保护的部分人格权。作为民法典编纂“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2017年民法总则规定了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列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个人信息保护等具体人格权。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使得人格权立法迎来历史性契机，报告明确提出“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人格权”一词首次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既是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举措。

正是基于对“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这一重大指示的贯彻落实，201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审议的民法典一审稿中第四编即为人格权编。这充分显示了民法典设置人格权编是党中央基于“问题导向”所作出的重大“顶层设计”，致力于解决我国现阶段民事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这完全符合民法典编纂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整合、修改完善”的立法目标。民法典设置独立的人格权编是对民法典体系的重大发展。这一创新的价值在于：以“编”这一具有最大包容度的框架，为人格权未来的发展留下充分的余地，从而确保人格权制度的高度开放性。如果未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必须纳入新的人格权类型，民法典完全可以在人格权编之下增设新的章节和条款，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作出充分的立法回应。

中国民法典在体系结构上的另一个重大变革是未设立债法编，而是将其分解为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这一立法技术的选择的原因在于：债法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合同法总则的内容存在重复，如多数人之债、债的效力、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转让、债的消灭等。事实上，债法的这些制度都是来自于合同法，也主要适用于合同法。这就解释了晚近的一些合同法示范法（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等）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债法总则功能的原因。由此，中国民法典最终不设债法总则，而以合同编通则代行债法总则的功能。同时，在合同编通则中规定，对于非合同之债，如无相关规定可适用合同编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如侵权之债不适用可预见性、抵销等规则）。另外，对于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借鉴法国法等比较法上的经验，归入“准合同”这一分编，突出了它们与合同之间所存在的逻辑联系。事实上，可以将二者拟制为合同之债，譬如，无因管理可拟制为获得授权后的委托管理合同，而不当得利则可以拟制为取得他人财产具有合同依据；因此，二者在法律后果上与合同具有天然的类似性，这就解释了将其定性为“准合同”的原因。

中国民法典不设立债编的另一个逻辑后果，是设立了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作为债的发生原因，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存在本质性差异；这种合意之债与法定之债的二元格局是大陆法系债法理论的基础。因此，在不设立债编的前提下，合同与侵权必然分别独立成编。还值得注意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侵权责任法第二章的名称从“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修改为“损害赔偿”。这意味着民法典实现了从“侵权责任”到“损害赔偿之债”的重大转变。这标志着侵权责任将回归损害赔偿的本来属性，集中围绕这一责任形式的要件和法律效果展开。而对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外的“防御性请求权”（或称绝对权请求权，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民法典将其剥离给各相应的绝对权分编。譬如，民法典在物权编规定了物上请求权，在人格权编规定了人格权请求权。这就使得民法典有效实现了侵权责任编与人格权编的逻辑分离，使得二者各自回归其本来的功能，而不至于出现功能和适用上的重叠混淆，确保了民法典体系的完整与统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保树的人物生平

王保树教授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曾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等单位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1979年1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法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法学研究》主编，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商法、经济法学科发展以及全所其他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应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邀请，王保树教授调入清华大学并担当复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重任。1999年，经过艰辛筹备，清华大学法学院顺利复建，王保树教授出任首任院长。在清华大学筹建法学院和担任院长期间，王保树教授为法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殚精竭虑，引进了大量优秀师资，在国内较早获得民商法学科博士点，为法学院的学科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积极建章立制，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使法学院在较短时间内形成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并步入全国领先行列。王保树教授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第一任主编等职，为法学院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独特贡献。

王保树教授是中国商法和经济法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国最早开展经济法和民商法研究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迫切需要加强经济立法，王保树教授根据国家需要，积极投身于经济法、民商法等领域的研究。王保树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就率先开展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企业法、公司法、竞争法等的研究，先后独著或合著了《工业企业法论纲》（1985年）、《基本建设法简论》（1985年）、《合同法》(1986年)、《经济法》(1988年）、《经营法学》（1990年）、《中国企业法论》（1992年，日本）等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著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99年，王保树教授作为主编出版了《经济法原理》，提出了“社会公共性”理论，该理论成为经济法学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保树教授长期担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为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保树教授是商法学科的开创者和引领者。90年代以来，王保树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商法理论体系，主编完成了我国商法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商事法》，出版了《商法总论》、《中国公司法原理》等多部经典著作，系统阐述了商法基本理论和公司法原理等问题，为商法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王保树教授创造性提出了超越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制定商事通则的主张，对完善我国商法具有重要意义。王保树教授还作为主要创建人，于2001年组织成立了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并一直担任会长，使商法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为中国商法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主编的大型连续出版物《商事法论集》、《商事法专题文库》，推出了一大批商法优秀科研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商法研究的深入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保树教授于2001年创办了“二十一世纪商法国际论坛”，至今已连续举办14届，该论坛已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商法国际论坛，极大推动了中国商法的国际学术交流。

王保树教授积极推动和参与民商法、经济法等领域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1998年，应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王保树教授与江平、王家福、梁慧星、王利明教授等9人共同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编纂民法典草案。王保树教授参与了1993年《公司法》的制定，在《公司法》进行重大修订之际，他不仅参加了全国人大的立法小组，还组织中国商法学界的主要专家提出了系统的“《公司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对《公司法》的制定和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1999年和2001年，王保树教授应邀参加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和第二十次法制讲座，并以主讲人的身份为委员们作了题为《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和《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讲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商事和公司企业立法的完善。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王保树教授向具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授权的深圳经济特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的建议，并成功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于1999年通过后实施至今。在逝世前几天，王保树教授还带病参加了6月13日在京举办的“民法典编纂与商事立法研讨会”，并深刻阐述了制定“商事通则”的主张。

王保树教授还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热心公益事业，推动国家法治进步。经常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总局等机构邀请提供立法咨询和政策建议，积极为国家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作为一名法学教育家，王保树教授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注重学生的个性和自由，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他不仅给研究生上课，还坚持给本科生讲授商法总论等课程。王保树教授先后培养了数百名法学博士和法学硕士、法律硕士，他们中已有多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朱慈蕴、刘俊海、梁上上、张舫、钱玉林、邱本、文学国、曹富国、李劲松、陈现杰、习龙生、苏虎超、谢增毅、孟芊、刘亚禅、谢朝斌等多位弟子已经成为中国学术机构、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等单位的杰出代表。

中国民法学界四大才子是什么?

中国民法学界四大才子：江平、梅仲协、谢怀栻、佟柔。

1.江平（1930—— ），最负盛名的民商法专家，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纂负责人，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之一。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2.梅仲协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1933年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和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民法讲席，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法律学系主任，抗战期间重庆东吴大学教授。

3.谢怀栻，男，汉族。湖北省枣阳县（现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庆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法律系，1942年毕业。次年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司法官考试。

4.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满族，辽宁省北镇县人，中共党员。生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内法学界，尤其民法学界，公认佟柔教授是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民法理论的奠基人，称赞他是中国民法的权威或“泰斗”。

我国民法最高形式是民法总则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简桥燃明对于即将颁布的民法典的评价。而为了等来民法典，无数法律人曾为之思考与奋斗。而这部民法典相较以前，对民事法律做了哪些变动与删减，文末更有全面解读的文件。

王利明教授畅谈出台民法典的意义

我国现行民法领域最基本法律规范是《民法总则》。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编纂民法典的任务要求，编纂民法典列入了调整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即《民法总则》)作为编纂民法典的第一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审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并沿用至今。

1、新中国首部民法典即将问世

每个人的每项权利，在每时每刻都受到民法的保护，出台民法典标志着我国依法保护民事权利将进入全新的民法典时代。

新编纂的民法典草案共7编，以此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1260条。创下新中国立法史的新纪录！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同时废止。

在新编纂的民法典草案中，平等与保护是贯穿始终的立法精神如强化对他人利益的保护，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宣誓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规定成年监护制度，增设专章规定居住权，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等等。此外民法典草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回应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

2、各编内容

各编有各编的特色，与以往民法总则时代相比起来，变化可谓一目了然：

总则编草案共10章、204条，基本保持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不变；同时，根据法典编纂体系化要求进行了适当调整，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并把“附则”移至法典的最后部分规定。

——对居住权制度有关规定。物权编草案二审稿规定了居住权制度：“父母作为监护人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房屋享有居住权，或未成年子女对其父母的房屋享有居住权，离婚无房配偶在一定时间内对配偶的住房享有一定的居住权。”居住权设置目的是实现同居者的基本居住保障，保障居住者的居住安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14章规定居住权的意定性，并没有涵盖并照顾到社会中配偶、老人、孩子等群体的居住权，因为这些主体的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进行合同约定;法定居住权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最低的居住保障。在构建和谐社会，共创文明未来的大趋势下，法定居住权制度具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功能，能够保护广大妇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利益，有利于创造和谐的家庭关系。

——对流押、流质有关规定。物权编草案二审稿规定，抵押权人或者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前，不得事先与抵押人或者出质人约定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民法典草案明确当事人事先作出此类约定的，仍享有担保权益，但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或者质押财产优先受偿。

03、合同编（463-988）：占据民法典半壁江山

——“禁止高利放贷”拟入法：对于高利放贷问题，民法典草案作出了强硬回应。此前合同编草案二审稿规定，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解决民间借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民法典草案明确规消仔定禁止高利放贷，将这一款修改为：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在典型合同中增加“保理合同”一章，具体有三个改动：

001、增加规定保理合同的主要条款内容，规定：保理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业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期限、基础交易合同情况、应收账款信息、转让价款、服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等条款。保理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002、规定应收账款债务人接到保理人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协商变更或者终止基础交易合同，对保理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对保理人不发生效力。

003、完善同一应收账款有多个保理人时的受偿规则，规定：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均已登记的，按拦虚照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受偿；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应收账款比例清偿。

04、人格权编（989-1039）：人格权独立成编

在小编还读书时候，人格权是否需要独立成编就已经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几年过去这一问题最终尘埃落定。

王胜明委员认为，民法典草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法对人身权和财产权并重的发展方向。左中一委员表示，人格权编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体体现。李巍委员表示，人格权编是民法典体系的一大创新，体现了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的中国特色。

——预防职场性骚扰问题的立法有了最新进展。此前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为使这一规定在防止职场和校园性骚扰方面更有针对性，民法典草案将“用人单位”修改为“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 随着近期曝出个别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消息，社会各界对完善法律法规防止、惩治性骚扰行为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建立防止性骚扰的“防火墙”，必须明确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单位、场所的有关责任。

——完善了隐私的定义，增加了维护私人生活安宁、排除他人非法侵扰的内容。相关条款修改为：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05、婚姻家庭编（1040-1118）

——进一步明确近亲属范围。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共同生活的公婆、岳父母、儿媳、女婿，视为近亲属。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共同生活”的认定较为困难，不宜以此界定是否为近亲属，建议删除这一规定。对此，民法典草案采纳这一意见，删去该款规定。

——合理确定无效婚姻的情形。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有的专家学者和地方提出，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情形较为复杂，其中既可能有重婚、未达到婚龄等问题，也可能仅是违反结婚登记的形式要件，不宜一律认定为无效，可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婚姻效力。对此，民法典草案删去这一规定。

——明确对隐瞒重大疾病婚姻的撤销机关。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为更好解决“是否婚前如实告知患病情况”的认定困难问题，民法典草案删去此种情况下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婚姻的规定，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撤销权。

孟强表示，实践中，婚姻登记机关更多是对结婚登记的要件形式进行审查，而婚姻登记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定职权对于一方是否健康、是否隐瞒重大疾病等事实进行核实和认定，所以这项职权交由法院来行使更有可操作性。

06、继承编（1119-1163）

设立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便于解决遗产继承问题。

07、侵权责任编（1164-1258）

——自甘风险。《民法典(草案)》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损害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

——私力救济。《民法典(草案)》第1177条作出了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适用不当的问题，因此必须对私力救济严格限制。

——高空抛物。《民法典(草案)》第1254条作出了规定，对高空抛物坠物零容忍！民法典草案进一步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规则，将保障责任落实到位，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情形的发生。此处将“建筑物管理人”责任主体明确。

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过程可谓艰难！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总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预期6月份能够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

2016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新增离婚冷静期。

2019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表示，由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这是合并后的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在回应记者关于2020年立法规划提问时，岳仲明再次表示，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民法典草案将提请2020年3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将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

鉴于发生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

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秩指出；“民法典的编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单从立法技术角度讲，就算是以成文法为法律传统的国家，也未必就一定需要有一部民法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决定要编纂民法典，其实是给自己出了一道测试题，它要检验立法机关的立法理念，要检验民商事审判的水准，要检验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研究的水平，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软实力的一次检验。在这次检验中，究竟能够交上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影响是相当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