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案例(大型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案例)
有哪些大家以为是民企但实际是国企的企业?
在80年之前,我国的企业主要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民营企业开始慢慢得到发展,特别是1985年之后民营企业更是迎来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类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换身份的情况, 比如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之后变成了民营企业,而有些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收购或控股之后也变成了国有企业,所以目前市场有很多看起来是民营企业,但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案例并不少。
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国有企业应该中字头的企业,比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等,但是有很多国有企业并没有“中”字头,所以跟民营企业很难辨别,再加上很多国有企业上市之后股权更分散,导致很多人以为这些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我们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大家就知道。
1、中国平安
说到平安,很多人都觉得它一点都不像国企,不论是它的经营思路或者员工的做法更多的像民营企业,而且平安的股权没有拒绝控股的股东,第一大和第二大股东股权相差不是很大,目前平安单一最大股东是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另外中央汇金资产控股2.65%,相当于国企控股7.92%,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平安是属于国有企业的。
2、东风集团
东风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怎么像国企,而且之前东风的掌门经常在各种场合出风头,一点都不像国企老总低调的样子,所以导致很多人误以为东风是一家私企,但是实际上东风集团是国资委独资的国有企业。
3、中兴通讯
说到中兴通关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同样是做通讯设备的华为,而大家都知道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中兴通讯也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并不是。中兴通讯是1992年由教育部牵头 ,36所重点高校发起创立的一家国有企业,只不过中兴通讯有不少民营企业持股以及个人持股。
4、新兴际华
新兴际华这个公司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很多还以为是什么不知名的民营企业,实际上新兴际华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生产部及所辖军需企事业单位整编重组脱钩而来,目前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有出名的,也有不出名的,在这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很多国有发展到今天,有能力的基本都选择上市,上市之后股权结构就不再是单一的国有控股是了,而是会有很多股东,这里面既有国有企业参股,也有民营企业参股,还有个人参股,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都是国有控股,而不是完全国有。
华为国企
突然想cue最近热门的上海迪士尼乐园,虽然不是国企,但是……还是看图吧
这样的企业不少呢,比如光明、伊利这两家中国乳业巨头,还有康佳、长虹、海信、海尔等电器企业。可能十有八九的中国人都认为以上企业是民营企业,可它们是实打实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地方国有企业。下面我们来一一看下。
光明
光明食品有4个股东,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上海国资委控制得企业。甚至上海市国资委还直接持有光明食品9.42%的股份。另外3家股东——上海国盛、上海城投、上海久事都是100%由上海国资委控制得企业。那也就是说,光明食品100%由上海国资委控股,简直就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
伊利
伊利集团稳居全球乳业第一阵营,蝉联亚洲乳业第一,也是中国规模最大、产品品类最全的乳制品企业。一听它的名字,完全像民营企业。但骨子里却是国有企业。伊利股份最大股东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接近15%,第二大股东是呼和浩特投资有限公司,持股约9%。
康佳
康佳是我国家电制造商,位于深圳。他的最大单一股东是华侨城集团,控股约22%。华侨城是一家根红苗正的关于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完全持有华侨城股票。也就是说,康佳的实际大股东是国资委。
海信
海信是一家位于青岛的家电制造商,最知名的产品就是电视。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是由青岛市国资委100%的企业。海信集团控制着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近40%的股权,是大股东。海信集团旗下还有很多子公司、孙公司,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是青岛市国资委其他的企业。
名字听起来像民企,实际上市国企的企业还有很多。毕竟,国有经济在我国已就占了很大比重。其增加值占GDP比重应该有30%左右。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这才是大家最不知道的一家国资委控股企业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民企和国企的定义。 国企指国家对该企业资本拥有所有权或控制权的企业, 这个不难理解。但对于民企,学界对其是否等同于私企还存在争议。 就一般老百姓的认知而言,民企就是私企;对它的认定就是只要这企业没有国有资本就属于民企。
在过去,国企主要集中在战略性行业和关键性领域,如央企普遍带以“中”字头或“国”字头命名,地方国企往往也以省份名字冠名,这个比较好识别;往往容易发生认知混淆的就是那些不冠地区名字而又做得不错的企业,产生如题主所言,实际是国企、但看上去像民企一类的企业 主要集中在大众消费行业, 尤其是那些在电视媒体上大肆投放广告和企业领导人长期不变的企业。以笔者感官为例,归纳起来大致有这么些企业:
汽车 界:奇瑞 汽车 ——安徽芜湖市国资委控股;
华晨 汽车 ——辽宁省政府国资委控股;
江淮 汽车 ——合肥市国资委控股;
食品界:怡宝——央企华润集团旗下孙公司的饮用水品牌,兄弟品牌雪花啤酒。
蒙牛——没错,就是蒙牛牛奶,起家包括做大之时都是纯民企,三聚氰胺事件后,央企中粮集团入主,变身为国企了;而讽刺的是,其主要竞争对手伊利却从国企变身为民企了。
光明乳业——上海市国资委控股的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旗下还有大白兔奶糖等国人熟悉的品牌;
电器界:康佳——虽然康佳这两年表现不咋地,但是人家是央企华侨城集团控股;
地产界:万科——不是“宝万之争”,估计大家一直都以为万科是民企,深圳地铁集团 入主后,现在是深圳市国资委控股;
酒店界:锦江之星——上海市国资委控股的锦江国际的连锁酒店品牌;
日化界:浪奇——广州市国资委控股的日化品牌;授权广州轻工工贸集团管理。
应该说这类企业还有不少,尤其是08年后,受益于4万亿的刺激政策,国企得以进入一般性竞争行业,导致不少民企调整战略,要么选择和国企联姻,要么整体被国资吸收。大众所熟知的往往是出现在大众媒介上的品牌,而对于私底下的股权变更却不甚关注。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陆续还会有不少熟悉的民企变身为国有或混合所有制公司, 如这两年名声鹊起的 汉鼎宇佑公司最近就引入了平潭创新股权投资公司,拟变身为国资。
如同20年前,不少国企变身为民企一样,所有制改革为的是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性,提高其竞争力。除混改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外,国企和民企的结构也要保持合理,比例失调都会带来经济的失衡。
保利地产!知道的保利集团的副业是房地产,主业是什么?军火。。。。
我给你们说点不知道 七天系。属于锦江集团,锦江之星 系属于上海国资委。 如家系属于首旅集团。 北京国资委。看到没 连快捷酒店都是国企
从股权结构来看,虽然目前联想是少数高层控股的民营企业,但从本质上来看联想确是真正的国有企业。联想当年是由中科院计算机所创办的纯粹国有控股企业,联想最早坚持自主研发道路,是当时中国高 科技 企业的一面旗帜,在上市前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百分百国有控股的高 科技 企业。随着联想上市,联想开始由高 科技 企业转型贸易和资本运营公司,联想高层通过频繁的资本运作和资本大挪移,以非正常手段将联想逐步转型为少数人控股的民营企业。虽然联想的国有股份被人为的腾挪和转移,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联想是国有企业的事实。
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创办的纯粹国企,并非某个人创办的民营企业
联想最初是中科院下属的计算所创办的纯粹国企,被传是联想创办地的传达室当初只是用来接待来人来访,并非联想最初的创办地。
而联想的初期一直是无偿使用计算所的几十间办公室、实验室,上图是联想最初的真正办公场所。
联想首任董事长是曾茂朝,首任总经理室王树和,而柳传志当时仅是实习研究员兼副总,排名在总工程师倪光南副研究员,副总经理原八室副主任张祖祥之后。联想官方宣称是柳传志带领10个科研人员,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平房创立了联想,这显然是杜撰的。
中科院计算所是联想的实际创办人,作为计算所的上级中科院为联想提供大量的资金,还无偿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技术、设备使用权、担保商誉等无形资产,如果折合成资金的话,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笔巨款了,可以说联想当时是纯粹的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没有丝毫关系。
倪光南最早是计算所研究员,被联想时任总经理王树和和副总柳传志劝说进入联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一同无偿带到联想,作为联想当时的总工程师和技术核心,主持研发的汉卡、联想主板、联想微机及联想品牌电脑等核心产品,不但帮助联想掘到了第一桶金,而且一举帮助联想奠定了国内PC市场龙头地位。可以说倪光南对于联想的贡献比柳传志更大。联想正是在中科院的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投入下,以及倪光南院士等 科技 工作者坚持自主研发道路,才奠定了联想早期的发展。
无论联想的官方如何宣传,股权结构如何变化,都难以改变联想是国有企业的这个根本事实。
联想转型贸易和资本运营公司,通过上市和频繁资本运作逐步转型为少数高层控股的民营企业
柳传志等联想高层在取得联想控制权后,逐步废除了自主研发道路,将联想由高 科技 企业逐步转型为贸易和资本运营型民营企业。而倪光南院士作为有良知的科学家,因坚持自主研发道路,并对于联想改制可能造成的巨额国有资产损失进行了举报,被联想高层强行驱逐出联想,作为对联想贡献最大的人竟然没有一分钱联想股份。联想上市后,联想高层和职工共分得35%股份,随后联想高层大搞贸易和资本运营,通过频繁的资本运作和资本大挪移,联想的国有股份不断被稀释,最终联想高层为代表的少数人成为联想最大的股东。
从目前联想的股东持股来看,以柳传志为首的联想高层和盟友泛海控股占比高达45.5%,而中科院所占的国有股份仅为29.05%。也就是说在25年间,中科院占联想的股份从100%,直接降到了29.05%,联想高层的一系列资本运作手法堪称魔术。
从联想的发展历程来看,联想最早是100%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后来有少数人打着改制的旗号,通过频繁的资本运作将大量的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名下,但很多都是联想也由国有企业变为民营企业,但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而联想是国有企业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企业基本都以国有企业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民营企业便开始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并且迅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也就是在这个民营企业不断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国企与民企身份互换的情况。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以后就转变成了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又被国企进行收购或者控股以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有企业。所以有很多看起来觉得是民企,但实际上却是国有企业的情况。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看上去像民企但实际上已经是国有的企业吧。
1、格力电器
在电器行业,格力电器和“铁娘子”董小姐的名声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事实上,在珠海国资委还是格力集团最大股东时,格力电器一直都是国有企业。在董小姐的带领下,格力营收突破2000亿,成全球空调行业老大。
但是现在,格力电器迎来了全新发展机遇:格力集团将手中15%的格力电器股份,以400亿价格出售给高瓴资本。资源多、经验多的张磊,成为董明珠的“新老板”后,格力电器不知道是否会迎来全新发展。
2、海尔集团
看到海尔两字,可能30岁以上的朋友都能想起自己小时候看的一部动画片,叫《海尔兄弟》,所以当看到海尔集团用这兄弟俩作为企业标志后,相信不少人都会觉得海尔集团是个民营企业。但其实,海尔与格力一样,也是国企,也有母子企业。
2018年,海尔集团营收2661亿元,而海尔智家营收1833.17亿元,海尔智家其实主要就是做电器的。海尔智家第一大股东是海尔电器国际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是海尔集团,这两个公司毫无疑问都是国有控股。
海尔之前一直是中国家电业的老大,不过如今已经被美的超越了,而且已经陷入了中年危机,甚至有可能被格力超越,发展压力不小。
3、华润集团
还有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国有企业——华润集团,旗下的产品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财富杂志发布的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华润集团以919.8亿美元的营收位居第80名,华润集团连续10年入选世界500强。
有很多人可能会忽略它,但是这些品牌:雪花啤酒、999感冒灵、东阿阿胶、毓婷、华润水泥、怡宝矿泉水等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它们均属于华润旗下。
4、东风集团
东风集团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很有民营企业的风格,而且喜欢在各种场合出风头几乎是东风集团掌门人的特色了,哪有其他国企掌门人那般低调的样子。所以也许这两点会让许多人把东风集团误认为是一家民企,其实东风集团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国资委独资的国有企业。
扩股增资属于改制重组吗
属于的
资产重组分为内部重组和外部重组。内部重组是指企业(或资产所有者)将其内部资产按优化组合的原则,进行的重新调整和配置,以期充分发挥现有资产的部分和整体效益,从而为经营者或所有者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益。在这一重组过程中,仅是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和资产配置发生变化,资产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属于企业内部经营和管理行为,因此,不与他人产生任何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外部重组,使企业或企业之间通过资产的买卖(收购、兼并)、互换等形式,剥离不良资产、配置优良资产,使现有资产的效益得以充分发挥,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这种形式的资产重组,企业买进或卖出部分资产、或者企业丧失独立主体资格,其实只是资产的所有权在不同的法律主体之间发生转移,因此,此种形式的资产转移的法律实质就是资产买卖。
国办发[2005]60号文规定,“拟通过增资扩股实施改制的企业,应当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媒体或网络等公开企业改制有关情况、投资者条件等信息,择优选择投资者。”列举了三条渠道,从制度上留下了缺口。
一、企业融资方式之一:增资扩股简说
企业增资是指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提高资信程度,依法增加注册资本金的行为。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增资扩股一般指企业增加注册资本,增加的部分由新股东认购或新股东与老股东共同认购。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来说,增资扩股指企业向社会募集股份、发行股票、新股东投资入股或原股东增加投资扩大股权,从而增加企业资本金的行为。
企业增资扩股主要有以下目的:(1)扩充资本金,加大净资本规模。(2)筹集经营资金,解决企业本身融资难问题。企业融资有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方式,通过内部股东增资,可以扩充股本资金,减少股东收益分配。通过引入外部股东,则可以增加股东人数,为企业引入外部资金。(3)提高公司信用,获得法定资质。如湖北省种子集团公司,通过增资扩股增大净资本规模,以便达到法定资质要求。(4)明晰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企业改制,也是一个产权明晰的过程。由于外部股东的加入,可以利用外部股东在管理上的经验,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可以调整股东结构和持股比例,克服企业一股独大的缺陷,建立股东之间的制约机制。
二、国企改制方式之一:增资扩股方式改制的法规规定之演进
增资扩股被列为国企改制的方式之一,首见于2003年11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96号):“国有企业改制,包括转让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或者通过增资扩股来提高非国有股的比例等,必须制订改制方案。”
实践两年后,鉴于存在改制方案不完善、审批不严格等问题,国家意识到必须对增资扩股改制方式进行规范。2005年1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号),特别规定要“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主要手段有:
(一)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实施改制,应严格控制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股权。经批准,通过公开招聘、内部竞聘上岗或有重大贡献的管理层成员,可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本企业股权,但整个管理层的持股总量,不能达到控股或相对控股数量。
(二)管理层成员拟通过增资扩股持有企业股权的,第一不得参与制订改制方案、确定国有产权折股价、资产评估中的重大事项,第二必须提供资金来源合法的相关证明,不得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借款,不得以国有产权作为标的物通过抵押等方式筹集资金等。
(三)存在该文件所列五种情况之一的管理层成员,不得通过增资扩股持有改制企业的股权。
为了实现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的目的,实现择优选择投资者的初衷,60号文提出严格制订和审批改制方案,要求:“拟通过增资扩股实施改制的企业,应当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媒体或网络等公开企业改制有关情况、投资者条件等信息,择优选择投资者。”
三、国企增资扩股改制的规范应当而且只能通过产权市场来实现
我们认为,虽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号)的起草者的本意是想尽量扩大增资扩股的公开性,扩大信息披露的受众面,但实践证明,不仅不可能依靠“媒体或网络”来为“严格控制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持股”把关,也不可能依靠“媒体或网络”公开信息来达到择优选择投资者的目的,反而留下了制度上的
新漏洞,为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方式稀释甚至转移国有产权提供了两条新的“地下通道”。
(一)增资扩股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比通过“媒体或网络”具有明显的优势
1.可以充分发挥产权市场“发现投资者、发现价格”的功能,寻找到潜在的合格的投资者和优秀企业家。产权市场积累了大量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等买方资源,有利于为改制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通过产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可以充分发掘企业股权的最大价值。
2.可以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杜绝变相协议转让现象的发生。通过产权市场进行增资扩股,可以对原有股权进行彻底的量化,防止变相低价转让和低价稀释股权。企业在设计改制方案的时候,必然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和要求进行设计,因此对市场上所有潜在的投资者都一视同仁。
3.可以防止股权向管理层过分集中。管理层有可能变相以较低的价格持有公司的股权或者完成曲线“MBO”。增资扩股进场操作,通过严格的评估和引入竞价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此类风险,也可避免出让方和受让方之间暗箱操作。
4.有利于国资机构监管。产权市场通过制度设计和信息化手段,可以保证所有过程都在监控之下,避免了人为操作和控制。如果通过“媒体或网络”这些不确定的渠道,则无法对之进行监管。
5.产权交易市场拥有一支素质很高、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银行人才队伍。而“媒体或网络”则基本不具备这个重要条件。
(二)产权市场具有“媒体或网络”的信息公示功能
产权市场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和网站”(是“和”而不是“或”),这是3号令早在2003年12月就规定了的。但还不仅限于此,还要通过专业会员发布信息,通过经纪人网络发布信息,并且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做好尽职调查。
四、湖北省国资委通过产权市场完成增资扩股改制的成功案例
湖北省国资委较早地认识到,通过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来实施国企增资扩股改制是正确的选择,因而发文指定湖北省医药公司增资扩股改制项目进场操作。光谷联交所较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引进了两家有上市公司背景的医药企业投资,招股方、参股方和省国资委都比较满意。
(一)成功操作该项目的关键设计
一是招股条件设计:重在择优选择投资者。增资扩股不是单纯的资产或股权转让,而是寻找最优的合作伙伴,因此既需要在投资者的规模、信誉、行业等方面做出选择,又需要考虑投资者与医药公司在产业与文化上融合的可能性,经过与省国资委改革处和省医药公司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了投资者条件。
二是操作程序设计:重在实地考察沟通。产权转让程序一般包括信息公告、意向登记、资格审查、确定交易方式及组织实施交易五个步骤。考虑到增资扩股改制的特殊性,在资格审查之后我们增加了“实地考察与投资意向沟通”的程序,并将之设计为保证增资扩股后新企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在实际操作中,实地考察与投资意向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坦诚的交流既使各方坚定了合作的意愿,又使各方的融合在交易完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二)操作增资扩股项目注意事项
一是竞价问题。国办发[2005]60号规定增资扩股改制进入产权市场,主要目的是“择优选择投资者”,因而竞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如果按照净资产价增资扩股,对于改制企业来说,前期的投资成本、潜在价值、未来利润潜力以及企业资源的稀缺性,都有可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是股东人数问题。公司扩股的股东人数最好不要超过200人而成为公众公司。 五、湖北省国资委对60号所做的制度上的完善
通过武汉光谷联交所操作湖北省医药集团公司增资扩股改制和湖北省种子集团公司增资扩股改制两宗案例的成功,湖北省国资委在总结实践体
会的基础上,于2007年12月底,制订了《湖北省国资委出资企业规范改制暂行办法》(鄂国资改革[2007]422号),创造性地执行了国办发[2005]60号文中关于增资扩股改制的规定,删去了“媒体或网络”的表述,明确产权市场是增资扩股改制的唯一渠道。该文的表述是:“拟通过增资扩股实施改制的企业,应当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企业改制有关情况、投资者条件等信息,择优选择投资者。”这就在制度法规上对60号文做出了贡献。
(何亚斌: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董事长/《产权导刊》)
2019年河北国企改革方案及工资待遇规定全文解读
创造国有企业改革良好环境条件
(一)用足用活用好国有企业改革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抓好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着力解决好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整合和上市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土地变更登记、国有资产无偿划转以及财税管理、金融证券、国有企业退出等方面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的叠加效应和集成效应,上下联动、加强沟通协调,全方位争取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优化制度、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加快建立稳定可靠、补偿合理、公开透明的企业公共服务支出补偿机制。
(二)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探索政策性破产、办社会职能移交、厂办大集体改革等遗留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有效途径,加快制定可操作、可复制的实施方案,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相关工作。重点做好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改革工作,先期进行中央下放国有企业的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和所办医院、学校、社区等公共服务机构的分离改革试点,底前完成试点方案制定工作,基本完成试点工作。继续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施社会化管理。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建立政府与企业合理分担改革成本的协调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办社会机构市场化改革,从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中,安排用于支付破产或改制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用支出。地方各有关部门要协同在冀央企、外埠国企做好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关工作。
(三)统筹在冀央企、外埠国企改革。支持在冀央企、外埠国企的改革发展。积极引导鼓励在冀央企、外埠国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共同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现协同发展,企业要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全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切实加大对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执法监督力度。
(四)营造鼓励国有企业改革创新的氛围。充分利用企业自媒体、大众传媒,宣传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政策、成功案例和典型经验,宣传国有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展示国有企业和广大干部职工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争取全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解、关心和支持,为国有企业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五)推动国有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推进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履行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把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融入企业发展战略,落实到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探索建立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国有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节能环保、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维护职工权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好带头作用,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国有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六)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成立省市国有企业改革推进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推动省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一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履行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本实施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尽快制定具体贯彻落实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细化目标任务、强化督促落实,推动全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步入崭新阶段。
我国国企改革现在的情况?
一、当前我国国企改革现状,国企转型总社会成本在15万亿元左右,
要说国有企业,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并不陌生,至少比那些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政府机关的年轻学者要清楚。1968年初中一毕业我就分配到了济南一家五机部的化工企业,整整干了四年,当兵几年回来后,又在青岛邮电局干了三年,可以说对国有企业是有很多感性认识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变化很大,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经济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低潮期,省市以下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几乎全部改制,私营化和民有化,直到21世纪之后,剩下的一部分大型国企才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90年代后半期是一个中国企业急剧转型的年代,在这一时期,由于国有企业一时不适应市场经济,大批国有企业成为休克鱼。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浙江民营企业广厦集团的楼忠福收购兼并数家国有企业的大手笔。
这一时期有三个主要因素导致一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倒闭和改制。一是宏观经济调控,经济衰退,导致企业日子不好过,大批企业亏损倒闭。二是体制僵化,经营管理不适应市场要求,譬如,这几天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放的东北特钢公司,在前几年混乱时,厂子养鸡养鹅,管理落后,普遍存在着“散乱差”问题。三是一批国企干部思想涣散腐败,搞垮了企业,富了个人。象电影《生死抉择》反映的就是一例。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在一种思路的影响下,推出“国退民进”、“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经过五六年的的演变,地市一级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大多进行了产权等方面的改造,由国有企业转化为民有企业。
但是,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演变向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方面是大批中小国企的民有化,另一方面是大型国企的国有化。一批大型国有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出现了一批巨型国企。比如最近推出的中国企业500强,位居首位的中石化年营业额达到6400多亿元,是500强最后一名企业的150倍。
在建筑领域,大型国有企业也在迅猛发展。中国建筑总公司最近以928亿元的营业额位居我国500强的第23位。从进入500强的20家大型建筑企业的发展状况看,民有企业只有两家,大多数还是国有企业。
因此,纵观近几年的国企改革,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种迹象:表面看来,我国在这些年里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私有化运动,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着一场同样激进而影响可能更加深远的国有化运动,国有资产的规模有增无减,资源更多地向一些国有垄断企业迅速集中,国有企业正在向大的方向发展。
目前,尽管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和人数上减少了,但在规模和实力上,仍然十分强大。这一演变的结果是与我国的宪法和国策----国有经济为主体----基本相一致的。这种发展状况也正是我国政府近些年里政策导向的结果。
经过几年艰苦的调整,国有企业终于走出困境。1998年时,国有企业全年的利润仅有525亿元,但到了2004年,国有企业的利润已达到5312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785亿元”。具体来看,到2004年10月份,中央企业(直接隶属于国家国资委的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44678亿元,增长29%,累计实现利润4189亿元,增长率达到53%。在累计实现的4188亿元利润中,中石油、中国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等七大集团占据了其中的66%。
这一经济效益的转变来之不易,是整个中国社会为国企改造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换来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为国企解困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第一是大约5000万国企职工退出工作岗位,这是以劳动力的牺牲换来的减员增效,所以,国企利润的大幅增长与5000万富余人员下岗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是债转股和呆帐死帐核销,这些年里,中央银行给国有企业抹去了大约三四万亿元的债务。
第三是拍卖国企资产,这一时期在“抓大放小”思想指导下,估计至少有四五万亿的国有资产通过向社会出售转变成私有资产和改制成本。
第四是通过股票上市融资,挽救了一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如果将视野转向我国新兴的资本市场,就会更加清晰地看到对国企扶植的迹象。90年代晚期后,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成为特大型企业尤其是中央垄断型企业的融资场所。依靠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准入制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央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绝对主流和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将这几个方面付出的代价综合起来,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历史时期我国为国企解困付出了多大的社会代价,具体来讲,减少5000万下岗职工几年间节省出来的工资成本大概在4万亿元,债转股和核销呆坏帐加起来大约5万亿元,拍卖国有资产大概有5万亿元,股票上市融资大约1万亿元。总起来看,国企在这几年中转型的总社会成本在15万亿元左右。
在付出了大约15万亿元社会转型成本之后,我国才将国企在90年代经济过热时期形成的债务逐渐消化,才将一大批中小企业推向了市场。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这一时期的“抓大放小”,就是通过对资源要素的政治性配置,辅之以各种市场化手段向国有企业倾斜。自90年代末,通过债转股、股票上市、各种财政优惠、压低资金供应价格、一次又一次的银行坏账剥离、各种潜在和公开的准入制度、兼并重组手段,我国的经济资源经历了一次向社会扩散和向大型国有企业集中的运动。
这是一次双向改革,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大幅减少,民营企业大量涌现,一方面是中央所属的大型国有企业在继续迅猛发展,销售额和利润急剧向少数中央企业集中,无论是从行业还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中国经济的集中度正在显著提升。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向社会下放经济资源,一方面又在通过大型国有企业聚集经济资源。因此,经过90年代后期至今的10几年改革,国有经营性资产的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了巨大的增长。今天大约已达到15万亿元左右。
当然,这一切都与我国9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思路和手段有关。今天,打开我国的经济地图,展现在眼前的一个个庞然大物,仍然是国有企业。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年来的改革途径:民营企业在蓬勃发展,国有企业也在蓬勃发展。如果说,90年代国有企业还是市场经济中的休克鱼,那么到了今天,国有企业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游泳。
认真观察一下今天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如袁剑先生所说,其经营者的智慧和能力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熟悉程度。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企业集团基本上属于行政机构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的话,那么,今天的国有企业已经完全洞悉了市场的秘密。经过20多年的锤炼,中国今天的国有企业的市场智慧已经不在任何私营企业之下。无论是在国内的企业整合重组方面,还是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海外并购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国企经营者对现代金融技巧的娴熟运用。如果加上其本身具有的资本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优势,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巩固并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市场优势。
二、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谨慎对待存量国有资产的改革,
通过以上陈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之所以有今天这样辉煌的发展,除了干部职工发奋努力,更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这些企业所拥有的特殊的垄断性的身份地位。有人尖锐地指出,发轫于20世纪末期的“抓大”运动,并非是市场竞争的后果,而是政府战略性干预的成就。
对于这种特点,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入,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经营必将遭到越来越多的社会挑战。并且,国家的扶持政策也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一旦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完成,一些政策因素也将逐渐退出市场。国有企业将被公平和平等地推向市场,这将是下一时期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目前我国的建筑领域基本上是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大型国企的优势基本来自规模、实力和政策,而不是垄断。因此,建筑领域的竞争今后主要表现在国企、民企和跨国公司三者之间。国有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在体制、管理和技术方面下工夫。
体制问题实质上是个政治问题。从政治角度来讲,我国国有企业的存在,主要是中国人民政治理想的体现。尽管近些年里,这一政治理想受到了较大的怀疑和冲击,加上这一时期国企内部出现的贪污腐败,给国有资产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自去年以来,我国企业改革的思想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去年发生的郎咸平对顾雏军发难引发的。
在前一阶段,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问题出现了一些偏差,一部分人认为,产权改革是解决国企经营的最佳办法。但随着中小型国企的退出,大型国企的产权改革遇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中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瓜分”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停止了MBO式的管理层收购。
这是因为,管理层收购这一产权改革模式只适应于小企业,而难以在大型国有企业之间实行。特别是国企经营并不是都与产权有关,前一阶段,一些只知照搬西方理论的学者给中国的国企改革带来了很多误导性的影响。他们完全忘记了: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存量改革具有极大的社会政治性,庞大的国有资产是中国人民在一个时期里建设的结果,任何人对国有的存量资产进行变革,都要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影响。说到底,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多在增量上做文章,但要谨慎对待存量国有资产的改革。
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是具有政治性的经济组织。只要共产党还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就会走出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来。事实上,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经营者的思想观念密切有关,只要共产党领导的国企干部不腐化变质,国有企业就完全可以搞好。中国也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道路来。
当然,思想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一系列体制问题需要解决。目前,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基本上还是由组织部门选拔和任命,国有企业的资产监管制度还都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很难将真正优秀的企业家选拔到领导岗位,国企的领导制度与行政体系还没有明确的区分开来。政企不分还是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特点。因此,如何建立市场淘汰和选拔机制,如何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薪酬奖惩制度,是国有企业今后的重要任务。
三、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当前对于我们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国有企业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赢利,而是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前一个时期,社会流行着很多对国有企业认识的错误观点,国有企业成了低效率、低效益的代名词。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落后是一个时代的特点,通过学习和改进可以很快与世界先进接轨。到了今天,国有企业已经在很多方面达到先进水平。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很多国有企业在这一历史时期担负的巨大的社会责任,很多国有企业的效益是无法用利润来衡量的。那些老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往往是在职职工的一两倍,前些年里,国有企业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前行。所谓的改制,更多地是把经济包袱推向了社会和政府。这种纯效率追求的改革也面临着社会风险,那就是:假如日后社会承受不了这种包袱和负担,也将会因出现社会问题而导致经济破坏。因此,必须综合地全面地看待国企问题。
在这一历史时期,还要看到政府的实用主义。作为政府来说,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有企业,谁能给财政做贡献大谁是好企业。从税收的角度讲,垄断企业的出现和垄断利润的出现是有它社会根源的。如果哪一天民营企业成为我国财政的支柱来源,中国政府肯定会把民营企业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特别是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中国的改革似乎应趋向于保守一点,前一阶段我们盲目鼓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现实面前都遇到了新问题,自由贸易受到了严重障碍,经济全球化也不是一帆风顺,中海油收购美国的优尼科石油受到了完全不是经济原因的阻碍。
特别是前苏联的改革已经清楚地看出了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盲目乐观的后果,中国改革必须保持冷静和警惕。
四、对建筑企业的一点看法
建筑行业是一个与国计民生关系最密切的行业,由于这一时期是我国土木工程建设量最巨大的历史时期,建筑行业总体上处在一个兴旺发展的阶段。展望我国经济的前景,估计这一波建筑浪潮将会持续到2015年左右放慢速度,中国的建筑业将会由鼎盛期转入平稳发展期。
中国建筑企业要利用这一时期打下坚实的基础。国内广大的市场是锻炼中国企业的最好战场。中国要在这一历史时期迅速提升自己建筑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锻炼自己的队伍。目前,我国的许多行业在国际市场上都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竞争能力,家电产业已经做出了榜样。汽车、造船等工业也会相继跟上,建筑行业也不例外。
但是,谁将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当主力军?我认为还要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然要发挥国家队的作用。但是,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体制创新,二是技术创新。
所有制问题一直是国有企业体制变革的核心,前几年各地政府都纷纷制定出改变所有制比重的时间表。譬如北京市计划到2010年使国有资产在建筑业中的比重由前年的68%降到30%。现在看,这一刻意的安排已没有什么必要,国有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期已经过去,国有企业的机制调整后在今后完全可以应对市场。
要坚决扭转一味私有化的国企改革方向,产权问题决不是影响国企绩效的决定性原因。国有企业必须有社会主义的文化,今年以来进行的“保鲜”教育都是决定国有企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措施。
今后的改革方向,是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界限模糊。对于职业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干国企和干民企都一样。中国必须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
在技术方面,中国的建筑企业要深刻反省前些年的产品质量,从节能和环保方面提高建筑产品的功用。要有未来的意识,那就是70年过后,迎接人们的是多少建筑垃圾?我国如何处理今天建造的巨量的高耗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节约的时代,粗放经营的单纯追求量的时代正在过去,建筑业正在进入一个追求质的时代,这种变化都会对这一行业带来决定行的影响。
总之,中国的国有建筑企业大有希望,改革总是在风雨中前行,总有弯路和曲折,只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矫正前进方向,国有企业就会发展壮大,人民的事业就会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丢掉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按国际规则办事,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不能忘记自己的宗旨和服务对象:中国人民是最大的股东,国有企业的目标只有一条,那就是为人民谋福利,为了国家利益。
民营企业打败国有企业的实例
洛阳私企兼并国企第一案调查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 日期:07-03-23 这是个关于私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案例。国有企业效益逐年下降陷入困境,经双方协商在政府批复后,私营企业有偿兼并了国有企业。然而,就在新企业注册成立正常经营两个多月后,正常的经营权就被强占;就在政府批准兼并140天后,政府又下文件终止。眼看投入的两三百万将石沉大海,私企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近来法院判决国企归还私企的百万投入,然而,想要回钱远比打赢官司更难……兼并时你情我愿兼并是姚延安到河南洛阳中泰房地产公司任总经理后承担的第一项工作。按姚的说法,私营企业中泰公司兼并国企洛阳水泥制品厂的动议十分偶然,双方的谈判也异常顺利。1998年2月双方开始接触,5个月后洛阳市政府发文件批准兼并,随后双方签署协议,注册成立新企业,开始了红红火火的生产。洛阳水泥制品厂为什么要“委身”他人。记者找到了前厂长李秀峰,他参与了兼并的全过程。李是1990年到水泥制品厂当厂长的。李说,洛阳水泥制品厂是1954年从上海迁来的老企业。1997年该厂亏损18.5万元,多年的潜亏损失了500多万元。同时,老国企负担沉重,职工862人,其中离退休职工占了职工总数的1/4,在职职工一半属于富余人员。最为致命的是企业设备陈旧无力更新,市场日趋萎缩。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使我们不能再等了。李秀峰说,当时他们带着中层干部、职工代表考察了多次,中泰的条件最为优惠。协议中规定,中泰公司负责安置水泥制品厂全部职工,并使职工收入以每年10%的幅度递增;承担离退休职工有关费用;清偿水泥制品厂欠的税金、工资、医药费等债务;在3-5年内使企业成为同行业优秀企业……对于与中泰的合作,水泥制品厂30多名职工代表全票通过,1998年3月3日厂职代会通过了《关于批准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兼并洛阳水泥制品厂的决议》。水泥制品厂是为了生计而同意兼并,那中泰公司又是为了什么?中泰作为洛阳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在当地做了不少慈善事业,可兼并陷入困境的企业就不像慈善事业那样简单?总经理姚延安对此并不隐讳。姚直言,兼并亏损的水泥制品厂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上了该厂的荒地。据了解,水泥制品厂大概200亩的企业荒地位于市区,可以开发成房地产项目,当然要把工业用地变成商品房用地其中还要许多手续和补交大量费用。水泥制品厂的荒地几十年来一直荒着,企业每年还要背负土地税的负担。姚延安说,如果兼并成功,首先中泰是房地产商,每年开发的项目就需要大量水泥制品,这样使水泥制品厂的产品就有了市场;其次如果中泰在企业荒地上开发起新的房产项目又为水泥制品厂职工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中泰是经过周密考量才决定承担下水泥制品厂人员和一切债权债务的。也许因为当时批准和终止此事的市里负责人已经变动,所以政府对此事尽量避而不谈。尽管如此,记者从当时的一系列文件中还是能体会到当时政府的态度。1998年3月16日,水泥制品厂上级主管单位洛阳市建委上报《水泥制品厂改制请示报告》;4月3日建委上报《委托中泰暂时有条件管理水泥制品厂的请示》;4月9日某市长做出批示;4月24日、27日市建委、市国资局批准《资产评估立项书》;7月2日市财政局、国资局上报《资产清算汇报》;7月13日市国资局做出《产权转让价格确认》;7月13日市土地规划局做出《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的审定意见》;7月20日市经委上报《兼并请示》;第二天,市政府做出了同意的批复。据说,在中泰与水泥制品厂的兼并案之前,洛阳市曾有过两起私企兼并国企的案例,但一是案值太小,二是并没有成功,所以并未引起关注。“抓大放小?钩晌?中泰兼并案的历史注脚,从上述政府部门就兼并案公文往来的效率,足见政府对此次私企兼并国企的积极程度。有关人士还分析说,政府之所以积极,还因为就此可以卸下一个亏损企业的包袱,探索国企改革新路子。看来此次兼并确是一桩“三赢”的好事。可好事又如何搞砸了?好事搞砸了1998年9月19日,当时的厂长李秀峰被一些职工围在了家属院里,此后所谓的“监管会?菇庸芰斯こВ?10月8日工厂停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满头白发的李突然让记者关掉采访录音机。“我家的玻璃给砸了,孩子也被人围着打……”李的话语中有些哽咽。有关情况汇报材料描述了此后事态的进展,1998年9月23日政府调查组遭遇围攻中断调查;9月26日市政府副秘书长带着市建委、总工会、国资局等负责人去解决问题,无果;此外游行多次发生……终于,在市政府批复兼并的140天后,市政府又下发文件终止了兼并。终止的理由是:“双方出现不同意见,有关部门又没有审批,资产没有移交,因此兼并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同时,通知称:终止兼并后的善后事宜,由市政府协调有关方面,依照国家政策法规予以妥善解决。之后,接受了终止决定的中泰公司不得不为追回几百万的投入而奔走。“23个月,就没个讲理的地方。”中泰总经理姚延安最后还是决定通过法律程序讨个公道。打这场官司确实需要勇气,因为这件事牵扯了太多的政府部门。当然记者也注意到作为生存在现实中的私企也没有那么笨,中泰起诉时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市里领导调整,同时其诉讼的对象是水泥制品厂和市建委,诉讼请求是归还借款和赔偿损失。
近期,洛阳中级法院做出了判决水泥制品厂归还中泰公司130余万元。虽然中泰觉得终于出了口气,可对于那百万元哪天能收回来,姚延安心里是一点儿底都没有。本来是三厢情愿、“三赢”的好事,如今中泰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政府在国企改制的试验中又摔了一个跟头,也没有卸下包袱;水泥制品厂的前途仍然扑朔迷离。在众多人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后,兼并终于不欢而散。谁是谁非?谁是谁非?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线索,倒是值得回味。线索一。在记者采访中水泥制品厂的许多职工提出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在兼并中200万卖掉“两个亿”。“两个亿”从哪里来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果中泰公司成功兼并水泥制品厂,将要付出土地出让金800余万元,还需要承担水泥制品厂的银行贷款、国家税金、拖欠职工工资及医疗费等大量财务。同时有文件规定,土地属工业用地和生活用地,如改变用途,要另行办理手续,缴纳费用。就是说如果中泰要将水泥制品厂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就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缴纳高额费用,所以看来几百万卖掉几个亿的说法并不准确。但这种说法的号召力是十分强的,从职代会全体通过到“监管会” 抢占管理权这样急转直下的情况与职工的情绪有很大关系。在职工中还流行过这样的口号:宁喝国企的汤不吃资本家的肉。肉和汤还要划分所有制属性吗?那么入世后,外国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劳动力吃不吃他们提供的肉?线索二。据了解,中泰兼并水泥制品厂后不久就撤掉了原来一批中层干部。按中泰的说法,此举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用人制度和低效的管理体制的问题。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后来坚决反对兼并的主力恰恰是被降为工人的中层干部。原厂长李秀峰认为是中泰管理人员操之过急,造成了日后的混乱。有些陈年疾症,不能蛮干。李说,他们太不了解国企了,尤其是像水泥制品厂这样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国企。线索三。在这次中途夭折的兼并案中,我们很难找到它不合规定或程序的地方。一切的手续和文件都是那么一丝不苟,然而一切的手续和文件又是那么一文不值。当事双方签署了正式协议;市建委、国资局、土地规划局、经委等有关部门纷纷积极参与;市政府下了红头文件批准。一切的一切都相当严肃,可就是这样严肃的契约却经不起挑战。其实不是挑战多严峻,是许多人在契约与权力的天平上,契约根本没有分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企业要讲信用,同样,政府更要讲信用。兼并受阻后,中泰集团的董事长突然到北京学习了半年。集团内部人讲,董事长与其说是去学习不如说是在考察外地市场,因为董事长已经到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了。
新59岁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贪 法律不健全
60岁就退休了吗,在离开权利前大捞一次。
“新59岁现象”
改制是国企老总最渴望的事,越是临近退休,改制的愿望越强烈。无论是谢幕的倪润峰,还是退休的赵新先,都有一个难舍的情结——渴望改制。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新59岁现象”。可以想见,59岁的国企老总,如果不改制,60岁就得退休,而改制以后,他就可以继续在岗。哪怕退居董事长之位,企业的控制权也不会旁落。
的确有人是真不忍心看着企业因领导人更替而出现波折。但出于一己私心、急于改制的也大有人在。有案例表明,一些国企老总把改制当成“最后的晚餐”,既能以最少的成本捞到可观的股权,又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急”是“新59岁现象”的最大特征。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已真正触及企业制度问题,人们对改制——产权制度改革的认识及改制的环境、气候、政策等条件已逐渐成熟,而一些为企业奋斗多年甚至奉献终生的国企老总们却又临近退休,这个情形有点像一位站在已驶入终点列车上的人,急于跳上另一列刚刚启动的列车。
一位已经完成改制的原国有企业老总这样解释“新59岁现象”:改制前,企业经营者的任免完全由上级决定,其任免规则基本上等同于国家公务员,不管你能力有多强,精力有多旺盛,只要到点,必须退休。而改制后,哪怕改成混合所有制,只要不是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的任免就由出资人决定,董事会说了算,而且任免规则是市场化的,只要经营者有能力、有精力,就不会受60岁退休的规定所限。
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完成改制
希望改制没有错,但操之过急就会出问题。“新59岁现象”的成因是那些即将退位的国企老总希望通过改制持股甚至持大股,而经营者持股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筹措资金。长期低收入的经营者如果急于持大股,只有几种可能:要么做小蛋糕(做亏、低价评估),要么隐匿资产,要么转移利润,要么空手套白狼,要么资金来路不明,显然,这些做法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所以,在国企老总激励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经营者持股应是一个长期行为。
在国企改制中,存在这样一个误区:经营者一定要持大股。据笔者调查,经营者能否持大股取决于企业的蛋糕有多大,经营者的筹资能力有多大。不少改制企业的实践表明,改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经营者持多大股权,而在于经营者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即失败的成本有多大。
一些睿智的59岁左右的国企老总在推动改制时,不选择“一口吃成胖子”的办法,而是会选择一条易于操作的现实之路,如保留一部分国有股(一般情况下不能控股,否则改制意义不大),吸引一部分外来投资者(多数会选择与自己业务不相干的私营企业业主,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外部人不会争夺企业控制权),融进一部分职工股。只有当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左右局势时,他才会坚定地选择MBO或ESOP。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在所剩无几的时间完成改制。
国企老总的新心病
由此看来,仅几年的功夫,经营者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礻者时健引发的“59岁现象”已发生变异——如果礻者时健所代表的“59岁现象”是“恋钱症”的话,那现今流行的“新59岁现象”则是“恋岗症”。
在“59岁现象”刚浮出水面时,经济学家周其仁的“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这句话广为流传,人们试图用这句话来解扣,认为造成“59岁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国企老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于是,年薪制、期权、期股等办法相继出台,就连国家国资委也概莫能外,从今年起对中央企业老总实行了年薪制。“新59岁现象”的出现证明,“钱”和“岗”不是一回事,靠激励和约束不能全部解除国企老总的心病。
“新59岁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即便经营者出于一己私利,但其结果毕竟推动了改制这件既敏感又艰难的事情。改制后,出资人到位,企业必将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治理结构,企业经营者选择、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都将由治理结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这样中国的国企才能真正脱胎为规范的、市场化的公司。
改制的核心不在于股权,而在于把经营者与企业的联系从一纸“红头文件”变成了产权联系,这样就必将摒弃过去那种“人选择人”的做法,建立起一种按市场化规则选择和决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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