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沙龙（聚集民法典）

2022-11-29 民法典

法国大革命的面包问题

1778年以后，由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影响，有10年的时间物价是下降的。这原本对于平民来说是好事，但由于物价下降的同时工农业原料价格也随之下降。大地主们为了减少这部分损失，加大了封建赋税，将之转嫁到小农身上。农民在土地纯收入上的损失远大于他们从物价下降中得到的好处，因此，从18世纪70，80年代开始，法国早就爆发了多场抢劫面包店的“面包战”。只是每次都因为价格的稍微回落而消失。可怜的平民们没有太多的理智去思考采用怎样合理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往往采取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哄抢面包店来满足，自己对面包的渴望。在1787年－1789年的连续坏收成，小麦与面包价格飞升，1788年，巴黎地区每磅面包由11月3苏，12月的3.5苏，进入1789年形式更加严峻，到7月份面包上涨到4苏每磅，省外某些地方更是达到了8苏每磅。尽管财政大臣内克尔已经进口大量粮食并赔本抛售了。而按照当时巴黎的工资水平，作为主食的面包价格是不应超过每磅2苏的。因此，这对与勉强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的低收入者来说就是对政府充满敌意的根源了。也难怪他们在革命爆发之后不是想着追求什么自由、民主，而是一直高呼着索要面包（1789年10月5日的妇女运动，就是一帮负责家庭收支的家庭妇女从巴黎步行前往凡尔赛要求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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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了望社了望讲坛第一期――《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几点看法》讲义

我们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无疑大革命确实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的爆发却恰恰与资产阶级没有太大的关系，它的最初是以由“贵族反叛”为序幕的。这个观点也许大家较少听说，但却不是一个新得观点。罗伯斯比尔早在两百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夏多布里昂也曾经这么说：“贵族开始了革命，平民赢得了革命。”

所谓得“贵族反叛”是指以司法界为主的寡头集团利用高等法院有权对国王政府的发令提出抗辩的权力围绕着政府提出的关于扩大税收的政策的合理性的一次斗争。

跟英国相似，当年查里一世企图增加税收时也不得不召开国会，希望得到允许。在法国，1789年，法国由于连年的军事行动（北美独立战争），负债40亿锂。国王的财政大臣卡洛纳企图通过扩大印花税和按土地年生产量普遍征收土地税等手段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这些都必须提交巴黎高等法院。

而高等法院除少数亲王、公爵、主教外他的主要审议机构—贵族法庭大部分由年轻的（大部分低于35岁）法官担任。这些年轻的贵族法官一部分企图维护自己自己古已有之的反对政府权力；一部分则受启蒙思想和北美革命后的宪政所鼓励，也希望能在法国实行宪政改革。因此在面对卡洛纳和他的后继者布里安的政策时，年轻的贵族法官只答应了放松对粮食销售和出口的限制，建立省议会但却在关键的印花税上表示反对，断然拒绝了土地税，于是贵族法庭与国王的政府之间就展开了第一次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国王被迫收回关于印花税土地税的法令，法院获得了胜利。年轻的法官们在城市里燃起篝火庆祝，吹嘘自己是传统自由的捍卫者。而可爱的人民也很快成为了法官们的拥护者，参加到他们的庆祝中去，于是庆祝很快就演变成为了骚动，并在兴起之时焚烧了卡洛呐的模拟像。骚动在政府的逮捕下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是1775年粮食骚动以来，首次在首都出现的大规模群众骚动。而在这次可以称为大革命序幕的骚动中，除了律师事务的人之外，依然不见资产阶级的参加，而是我们的贵族和城市平民。

贵族反叛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三级会议的召开，和改革支持者内克尔的上台，而这两者恰恰就是接下来风起云涌的革命的导火线。

也许在这里，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当时的法国不是资产阶级首先发起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恰恰是由享受着种种特权的贵族法官和平民百姓呢？这似乎不太符合我们印象中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形象。

其实法国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发展还算是繁荣的。重商主义从17世纪开始经过黎希流、柯贝尔等人的推行，已经促使法国商业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造船业，海外贸易，纺织等行业。有人在分析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时也特别指出“在商业方面，1763年这时两个国家（英、法）大致不相上下，或者如果有所区别的话，法国稍微领先一些。”而工业革命在英国如火如荼的同时也开始零星的影响法国。1733年－1778年工农业产品逐渐增加，价格也稳定上升。而这些经济上的种种发展，最终受益最深的是资产阶级。同时法国的富裕人家又将大量精力金钱花在换取一个“穿袍贵族”的名号的事业上，因此此时的资产阶级除了少数激进的派系之外，并没有过多的怨言与不满。心怀不满的只是那些小麦、面包的购买者，和有志于改革法国的年轻贵族。

而至于以司法界为主的贵族反叛，则前面也已经稍有提到。一个是从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法国的君主就达到了专制的顶端，一句“朕即国家”足以表现一切。这因如此，一直处于有权审议国王的地位的高等法院，自然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制。好在莫普等人的积极改革之下（60、70年代的莫普司法改革），恢复了一定的权利，大法院被保留下来作为审理王室案件的特殊法庭，和贵族法庭（这个法庭后世称为“莫普最高法庭”）它也起着国家发令登记机构的作用，并被赋予对发令提出抗辩的权利，即可以对国王的立法方式而不是实质提出抗辩。法院的贵族法官自然不愿意自己得之不易得权利再次失效，于是积极的干预到国王得立法上来，特别是革命前那一系列敏感得财政政策。另一个就是我们年轻得法官们大多在启蒙运动中得到鼓舞，也希望自己为规范国家得宪政出一份力。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国王提出取消贵族的不用交纳土地税的特权，按土地年生产量普遍征收土地税，也是引起贵族们不满的原因之一。于是法官们针对国王通过召开显贵会议的立法方式提出的质疑，要求必须由三级会议来立此法，于是争斗就开始了。

至此我们也大概可以了解到从微观角度看法国大革命得主要是由于物价的巨大变动引起得低收入者得不满进而演变成为骚动和革命，以及贵族法庭反对国王扩大税收政策的抵制而引发的贵族反叛，两者结合在一起，单纯的人民在贵族的煽动下变得积极起来，开始对对旧制度发起强大反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这场气势恢弘的大革命本身的经历吧。几本书下来，对于整个革命过程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它给人一种此起彼伏、潮起潮落、绵延不绝、没完没了的感觉。一个阶级接手于另一个阶级，一个派别接手于另一个派别，巴黎人民的革命热情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如果你将自己置身于革命当中，则革命中的种种人物种种事件，很容易让你陷入当局者迷的尴尬境界。因此，我们只好站在棋局之外观察局势之一二。我们迷惑于大革命为什么会在如此大之范围之内持续这么长久，法国社会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发生一场这样激烈的社会大动荡。社会的动荡不安，自然就有导致不安的因素存在，而像大革命这样的大范围长时间的动荡则不可能只由一个因素造成，必定是多个要素杂糅在一起，就像一堆复杂的化学药品，堆放一起，搞不清谁与谁发生了反映，只知道席间必定是一连串的连锁反映才至于如此的激烈。

下面我就从探寻当日之社会不稳定因素出发来解释大革命的恢弘气势。

首先是贵族的严重逃亡。

从革命开始的的那两个月里政府总共发出了20万本护照。大批的社会名流纷纷避难它邦。我们很难去把握这些逃亡贵族在国境之外到底会不会反攻倒算，（事实上是有的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与1791年5月20日在意大利的漫图亚就与奥皇进行了会谈，策划由欧洲各君主国出面干涉法国革命）但逃亡本身已经给革命带来了压抑、肃杀的气氛。种种不安来源与革命开始后的平民对贵族的清算。农民在高喊着“面包”的同时，冲进了地方贵族的住宅，并将那些剥削了他们千百年的封建义务契约连同住宅和住宅的主人一同烧毁。农村里的地方贵族就这样在人民的激情浪漫中被淹没了，尽管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是很该死的，但无辜者也无得幸免。农村的遭殃了，城市里的贵族自然奔走相告，于是为求自保，贵族们也只能是选择是出逃吧，不管自己是不是也是人民清算得对象。于是农村城市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

其二是军队得情绪变化。

在社会的大变动中，能够力挽狂澜的大概只有那些掌握军队的长官了吧。但1792年法国正规军中的军官已经有三分之二离职。这些军队的领导者的消失，就让军队失去了方向。就像一只暂时无人看管的机枪一样，谁都可以调动它的枪口，对准自己的敌人。这无疑是危险的。你永远不知道面起的这只军队到底是站在那一边的。时局充满了未知数。他们或者继续效忠于国王，或者“弃暗投明”支持第三等级，更甚者也可能成为国内叛军与国外干涉武装的合作者――三级会议期间，国王就企图通过军队的力量，改变局势。于是他从外省调集了大量的军队包围凡尔赛，对与会的代表施加压力。可惜的是孔蒂亲王的军队拒绝向抗议罢黜内克尔的巴黎人民开枪。就连王室的卫队也在巴黎的大街上高呼“第三等级万岁――”的口号。

第三是政治俱乐部的活跃。

政治俱乐部与传统的贵族沙龙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俱乐部是平民化了的沙龙。也许我们可以称只为政党的雏形。而在“政党”组织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可爱的民众一旦加入到可怕的政治斗争中来，则很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通过俱乐部的形式组织利用起来。被迷惑了的人民却成为狡猾的政客手中的王牌，谁都是代表人民的声音。人民一旦被组织利用起来，它的力量就不可估量了。

第四是书籍报刊出版业的自由化发展。

显然，旧制度下的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正是由于原先审查制度被全部废除了，法国一下子进入了出版自由化状态。一时间几百种报刊杂志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尚未发展成熟的出版业的作者编辑们或是被自己的才情文笔所迷惑或是在金钱的雇佣下总是不负责任的向民众宣扬暴力、激进的革命色彩。政客一旦买断了某一份报纸，则一种极具煽动效果的宣传手段被开辟了。善良的群众则每天在这种宣传鼓动的文字中，渐渐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情趣，群众的革命激情就这样被点燃了。

第五是地方自治状态。1789年夏爆发与全国的市镇革命早已使全国各地暂时处于自治状态。一个完整的法国被分为零星的83个省，4万多个市镇，则是将市镇的行政机构直接置于最底层，人民中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民主的极致表现，但所谓的民主如果是建立在一种狂热革命气氛之上的话，则容易造成革命投机分子的哗众取宠，民主变成了乱来，使整个国家建筑的根基被挖空掀翻。旧社会下的省长总督已经被赶走了，人民在自己选举出来的或善或恶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进攻贵族们的住宅堡垒，随意的抢劫，杀人。人民在释放自己的满腔革命激情的同时也使原本整个温和有秩序的改革进程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疾风骤雨似的狂热革命。

第六是社会秩序问题。

这个问题很不好解释。它既是动荡因素，又同时是动荡的表现。应该说这是在这两种身份的相互作用下，其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激烈了。由于在转化教产时发行的指卷不断贬值，以及局势的紧张，商人的囤居奇积，粮食价格不断上涨，民众的不满情绪自然也在上涨。而其引起的社会问题呢就是我们前面起到的肆意抢劫，肆意杀人尤其时针对贵族，和面包店的老板。经常星的你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听说到某某贵族被杀了，那里那里又有商店被抢了。虽然有些是小道消息，不足为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日之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黄仁宇老师就评价说“这时候的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亦即是人与所有人作战”。

七是宗教问题。

君主立宪派上台后直接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财政赤字问题。原有的税收制度已经在自己和人民的打击中取消的差不多了，而自己政权的新的税收，财政制度却还没有建成。于是新政权面临了极大的财政危机，1789年国家负债已经由30亿锂上升至40亿锂。因此饥渴的新政权看中了旧制度下的教会财产。1789年11月制宪会议宣布全部教会财产转归国有，1790年下令拍卖教会地产同时也下令取消教会的什一税。这原本对于新政权和人民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就在但立宪派正在为自己的伟大功绩沾沾自喜的时候，一个可以说在他们意料之外也可以说是意料之内的后果正要他们去承担。虔诚而固执的教士们丢失自己的财产之后，又不屑与接受世俗政权的“恩惠”――1790年政府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教会的一切活动经费由政府负责；同时由政府发给教师薪俸。因为教士们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财富，而不愿接受世俗政权的嗟来之食。1790年11月政府又颁布了《教士宣誓发令》要求教职人员宣誓效忠于民族效忠于国家法律，全力维护由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这就等于说要求教士们从上帝那里跳槽到世俗政权。这样的要求在教士们看来简直就是一种侮辱，而遭到了强烈的抗议，罗马教皇也提出了抗议。国内的教士们也不愿意宣誓做国家的“公务员”，160名主教只有7个人宣誓了，下面的低级教士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于那些不肯宣誓的教士的处理办法，立宪派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规定说随便他们留不留任，但一律不发给工资。教士们对于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和“只做事不发工资”的做法，更加觉得羞辱。于是大量的教士无法忍受国内的宗教政策而出逃，而于境外的基督教成员联合起来反对法国政府。而留在境内的教士则流窜于全国各地，宣传鼓动人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教会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至此一个天主教国家就这样分裂了。有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了”。甚至在革命之后的19、20世纪仍是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之一。

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宗教问题，关键就在于直到现代宗教依然是全世界政治局势的一个敏感话题。宗教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革命中销声匿迹。相反，它依然是维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精神纽带。

以上是我们在读书是简单记录前人只言片语。大革命气势恢弘，所涉及范围更是我穷一生之精力无法囊括的。对其分析自然也是挂一漏万。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些不稳定因素杂糅在一起才导致了大革命的万千气象。

看完了革命，就应该对革命做个总体的评价了。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磅礴的气势更是让人敬畏。对其进行简单的叙述尚且觉得力不从心，要对其个中的千头万绪进行归纳评价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只能是点到即止。不敢求全面客观。

大革命即以其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进程席卷了整个旧社会，则其新的国家体制也自然在涅盘中重生了。读了几本黄老先生的著作，也习惯了模仿老先生将整个国家体制比喻为一“立”字。上面的一点一横自然代表高层机构，下面一横则是国家的基层机构，中间的两点则代表上下间法律制度的联系（不仅仅只是法制也包括了种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如风俗习惯等等）。

路易十六既然已经被杀，则宣告了君主制在法国的一去不复返（当然拿破仑帝国和后面的帝国都不能列入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制帝国），取而代之则是一套新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称为代议制或者议会制等等，其特征则是取全民之意，行民主之政。我们姑且不论其实质情况怎样，就拿其与旧制度相比已经是完全的不同了。起码不在有“朕即国家”的说法，不再有贵族的特权之说，在形式上每个人都还是平等的。立法上也得到了规范，议会在革命结束之后基本也能正确的处理国事。税收的征收体制军队的组织也都随着革命与反对国外武装干涉的进行而逐渐建立。这些对于今后的法国可以说是影响深远的。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管是谁都无法摒弃这一套国家高层机构。

其次是下层机构。封建契约也在人民的怒火中化为灰烬，公有土地即已被平均的分配给农民，封建义务已被取消，则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基层已经被建起。雅各宾派统治期间则有数千雅各宾俱乐部分布与全国各地，以及由雅各宾派出的“市井派”，充当着中央在地方的经理人，从而各项政策事务在革命期间也能在地方得到执行。各种事务在革命结束后也能在农村顺利进行。用黄老先生的话说就是“创造了一个底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奠定了日后以数字管理的基础。”

至于中间的联系则或在革命当中或在革命之后被建立起来。君主立宪派最主要的功绩在于开始完善了立法体制。颁布了《人权宣言》，将所有人都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上，而宪法的颁布则使法国从此走上了宪政的道路，也是功不可没。接下来直至拿破仑的民法典的颁布，期间都是法国社会上下机构法律制度的联系的完善过程。

整个重新建造的过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完成，也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因此在过程当中也不能不采取到一些极端的手段。按照当日极端的思维思考则是不杀光所有贵族，就不能斩断封建的尾巴，不把全部人民囊括进来，就不能算是大革命――于是也就出现了国民议会以366票对361票处决了路易十六，也就有了1792年9月巴黎暴民直接到监狱杀人千人有余的现象，也就有了一张“嫌疑犯法案”，就将30万人送进监狱甚至断头台――这也许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人与所有人作战”的社会阶段吧；这也许就是为迎接新的“巨灵”的出现的血腥仪式吧――我们无权过问这到底值不值，但总之前人已经为后人付出了，则后人也应当形式上缅怀一下先人，而无需日提夜提死得值所，似乎前人就注定要为后人的幸福作出全部的牺牲，而后人则可以毫无歉意的接受前人的牺牲一样。

我们说“革命”，本来就是需要“革”掉一部分人命了，但是当一场“革命”变成了“草菅人命”，则我们作为后人不得不对“革命”本身的价值作出重新的评价。

民法典沙龙（聚集民法典）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小农经济

请参照以下详细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法国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叶，俄国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之后，同时发生于1917年，中国的长期革命，迄今则已逾一个世纪，这200年来的事迹，及于远东与泰西，当中地理环境各不相同，社会背景也千头万绪，其成果当然极不一致。可是从长时间远视界来看，以上三种运动，皆发生于具有大陆性格的国家，也都被强迫放弃过去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本位的体制，而采取以数目字管理的趋向。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同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18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阶级斗争都曾在以上三种运动中被提出。列宁提倡“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显然在仿效法国大革命时“山岳党”（Montagnards）利用“无裤党”（sans－culottes）（详下）的战略。中国在文革期间组织所谓“造反总司令部”，亦非独出心裁，因为“造反委员会”（insurrection comite）也曾在18世纪末年的巴黎出现。可是法、俄、中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实由于社会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而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一切问题的重心？反过来说，是否由于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经验，今后全世界的决策只有朝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因为它才是“真金不怕火”？

问题尚不只此。资本主义之为一类组织和一种运动，固然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但是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却因法国大革命及其过程而产生（详第一章），所以至今也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以后的发展，尤以最近在中国大陆和苏联的发展，这名词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一个观念，是否仍能原封不动，至此也成疑问。本书引用归纳法，主张先将法国、苏联与中国进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或企图进入这境界的经验提出。我们从技术的观点出发，如果能将上述三种运动作切实的解剖，再参照以前各章的资料，应能在下章作结论时，对以上各问题提出一个较客观却更具体的答复。

法国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史学家勒费弗（Georges Lefebvre）曾于1932年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成。”这种说法不能获得其他作家的同意，而勒费弗又在另一书里提及：“资本主义的进展，并没有在这十年之内加速。相反的，环境只使它减低。”其实勒氏的两种说法虽有矛盾，但仍可同时立脚。因为前者所言系指资本主义为一种制度，所涉及的为组织；后者则系实际存积资本的数量和动员人力与物力之程度。一种是长期间的看法，一种是近距离的论断。可是这当中的差别极容易引起误会。

从人身经验写历史，纠缠更多。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巴黎大学第一位任法国大革命专题教授的奥拉德（AlphonseAulard）和他的门徒马迪兹（Albert Mathiez）在本世纪初年的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后期，过激派以丹东（Danton）、马拉（Marat）及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为领导人物，马拉被女刺客刺杀之后，只剩着丹东及罗伯斯比尔。在奥拉德看来，丹东是英雄好汉，罗伯斯比尔则既虚荣又是书呆子，于是以他个人之好恶，决定革命之途径。马迪兹则强调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同志真是真心诚意地为小民谋福利，丹东倒是贪污好货，随时可以出卖革命。他们所著的专书不说，又任教职、编辑专刊各数十年。此外撰写大革命的各种专题著作，也近数千百部，动辄十余册，而琐碎的期刊文字，更是汗牛充栋。本书脱稿之日，恰逢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及巴士底（Bastille）监狱暴动200周年，法国人士正筹备在纪念之中提供新感想，预料此时写大革命的文字，必琳琅满目。我们读他们著作的千百分之一已是精力不继，又如何能抽集其精髓，作短文评论？

可是历史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境域，我们涉猪其间，各人的目标不同。在我们看来，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共通的题目，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放弃这段题材不顾，则本书以前各章的事迹无从交代，以后的发展也不便阐扬。在这种国际性的注意力之下，我们所企知的法国大革命，有其示范作用。上章说到美国、日本和德国过去缺乏中央体制，所以新体制之创造，阻拦较少，已给我们预先安排一种假说之中的借镜，所以我们的观察集中于18世纪末期，法国突然改组时，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而不着重人身方面之情节。兹举一例于次：

路易十六在1791年6月企图出奔，是大革命史中带传奇性的一段插曲。本来计划周密，初步突破难关。只是一离开巴黎，一行人放松戒备，国王两次被识破，车行亦不能保持预定的速率，以致途中预备接应的人员不得不撤离岗位，马匹也已遣散。国王抵达华伦内（Varennes）时已黑夜，在此的迟滞是被截获的一大主因。华伦内已去边境不远，也有奥军准备接应。事之不成，诚然令替国王、王后同情的人扼腕不已，即历史家内心也不免忖测：若是天假其缘，使路易平安抵达边境，以后局势将起何种变化？可是这种空想不仅无益，反而可能产生错觉。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日法国的问题，已不是加强或甚至改革国家之高层机构所能解决，在这情形之下，国王之力量已是微乎其微。

法国大革命有其幕后之基本原因，其成分既复杂又磅礴，当时无人能掌握局面。倘非如此，决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革命人士与所谓反革命派先后被送上断头台。而且这些酝酿的因素出现既突然，在每一阶段逗留的时间又不算不久，因此也不鼓励各人立即争取主动。勒费弗在叙述1789年10月，巴黎妇人强迫路易自凡尔赛宫迁居巴黎时，写出：“没有人能够梦想到，革命至此，方才伊始。”可见得时人总以为当日的细雨微风已如未来的巨浪与狂飙。

路易十六曾被历史家指摘为意态游离。最初他有机会出走而不愿脱逃，因为逃避责任非王老气概。巴黎不稳定时，他调兵入防，也有压制议员的情势，可是他被乱民威胁时，又不肯动武。他多次谋算王后，临时又改变主意，只有最后丧身于断头台，才算死得光明磊落。仔细分析后，我们认为，其缺乏决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局势不能明朗化。而他对各方的责任观念，互相冲突，亦不可谓之不真。当革命初开始时，各人无法预知其牵涉之广，即有少数人作大刀阔斧的看法，日后证明其眼光仍过于狭窄。大革命由政策的改进而至君主立宪，又前进一步而成立民国，再进一步修改整个人类的文化，上至伦理宗教，下运历法及度量衡，最后改变而军事独裁，又受国际干涉，其余波振荡几十年。在这情形之下，我们更只能体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绰号“老虎总理”之克里蒙梭（Clemenceau）所说，“革命是一个整体，一个大方块”。因为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比人身因素重要，这也等于说集体的责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比单独各人的责任重要。也因为非人身因素，大革命才能与法国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如中国）之历史衔接。

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比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罗伯斯比尔穿浅蓝色外衣，着贵族型马裤，头发敷粉。他的亲信同党圣约斯特（Saint－Just）戴耳环，丹东和外国交涉时渗入个人利害，至少是不诚恳的。可是拿破仑也曾被指责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性结婚，靠裙带关系升官。至于说到以革命起家发财，则有波拿巴一家姊妹弟兄统统裂土称王，或带贵族头衔。而拿破仑在国外的掠夺也不曾公开交代。总之，道德是真理最后之环节，人世间最高品质，一经提出，即无回转余地，故事只好因之结束。以上之评论与指摘，都没有接近我们企图审察的主题。大革命企图重订人类道德的标准，其记录不应当先被道德问题分割。我们再引用勒费弗的言辞：他说：“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

以下是我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注重技术的立场，并在议论中追述革命过程中最基本的事实：大革命之发生，一般认为开始于1789年。其实前一年巴黎的议会（parlement）否定国王抽税及修改司法程序的通令，逼着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已在序幕之前，发出了一个贵族及特权阶级不受节制的先声。此中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之发生，并不是某一阶级与另一阶级发生致命冲突，而是各阶层间、各地区间、各种利害错综重复。以后革命者倒能看清阶级斗争实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以后这样的作法，也见于俄国与中国。

法国之议会与英国之议会（Parliament）不同，它按地区设立，不是立法机关，而像高级法庭，也保持类似中国唐朝“门下省主封驳”的作风。所有法令一定要经过议会“登记”，才能生效，于是各行政机关不能置之不顾。而且承封建制度遗绪，司法独立，非特别强有力之君主无法左右。1788年巴黎的议会与路易十六的行政机构对立，即酿成政治上的僵局。

此时国家的财政也陷入低潮，原来，18世纪法国的军事政治力量虚有其表，国家靠借债度日，军队也靠德国与瑞士之雇佣军充实行伍。以前几次的国际战争不是惨败，即是胜负未分；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也算战胜国，却又兜上一笔蚀本生意。同时，财政的困难也不能由内部解决，因为宫廷的开销不及预算6％，而公债摊付的利息即超过预算之半。

当日法国的人口，据估计约在2300万至2500万之间，巴黎即超过60万，以法国资源之富，如果经济组织有条理，其国计民生较之邻国，如英国、荷兰，不应相形见绌。而且法国的国民经济已有起步的基础。重商政策自17世纪以来，经过名臣黎希流（Richelieu）、柯贝特（Colbert）锐意提倡，法国的造船、海外贸易、纺织、玻璃工业和奢侈品的制造，都有长足的进展，股份公司的组织也和其他先进国家大致同时，巴黎的证券交易所经手投机生意，则一直做到大革命的高潮，1793年的“恐怖时期”被停封为止。可是在法制上，这些新经济因素未能结合成一个自行调节的结构（在我们的眼光内亦即是资本主义尚未成熟），而只能奉承于官僚组织的呼吸之间。后者可以将各种经营特权公开贩卖。现在看来，“贪污”二字已不能形容这情形。主要原因是工商业不能与农业归并为一元，其财富基层脆弱，利益只泽润于一部分人口，与德国落后的情形（详第六章）相比，过犹不及。

1789年所召集之三级会议，说明法国实有三种体制。其原则有似中国汉初吴楚之乱以前的封建与郡县并行，复杂则远过之。第一级（First Estate）为僧侣，天主教方丈及一般僧尼，为数不逾10万。他们有其本身的行政系统、宗教法庭，又向信民普遍收取什一捐，尚有寺院所有的地产，很多主教方丈实际上是各村庄的领主。僧侣既视察全部信民的养生送死，也管辖到他们的婚姻与遗传，兼及教育与慈善事业。第一级不向国王付税，但是传统上经过磋商自愿地向国库捐助，有时担付国债利息之一部分，唯无成例数目。

第二级为贵族。总数也不过40万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原来的武士阶级，有些追溯到中世纪前的德国血统，有些则是后来加封。另一种是各级法庭的法官、地方经理的首长，大体出资捐官购买。18世纪末年法国的贵族极为混淆，有些极富，有些极贫。一般爵位由长子继袭，可是也有新贵族头衔，只及于受者本身。海陆军军官由贵族领先，有时身份即包括特权。过去的观念凡贵族即为庄园的领主，这种情形已不存在。因为法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时候整个庄园落入平民买主手中。可是封建体制没有全部取消，有些贵族仍为领主，仍开设庄园法庭。据估计大革命前夕，法国约1／5的士地仍在贵族手中。他们除了向农民收集封建常例之外，尚且坚持其水利权、矿产权与种树权和狩猎权等。

贵族无集体组织的机构，向他们抽直接税极为困难。一方面这也由于法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历史的发展使法国领土的中央区域早期就属国王，中央政府派驻的行政官一般不受限制。可是边疆的各单位，在归隶时与国王定有契约，内中也各有世袭性质的地方首长和代议性质的地方机构从中主持，税收还待磋商。而且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更是调查统计难以精密的原因。欧洲封建的成规，从不说明何种产业为何人所有，而只有多数人在同一的土地上此来彼往的享有特权，种地也只好按成规，如此更妨碍农业的增进。此外还有整个一市一镇享有不同的特权。

第三级为平民，据称占全国人口94％，其中大多数为农民。法国穑夫制早已废除，除了东北角少数地区之外，穑夫已不存在。一般农民可以自由购置产业。自耕农与佃农的比例各地千差万别。一般的困难为耕地分割过小，农业技术无法增进。过去几十年来人口大量增加，大多数农民感到生活压迫。每值天灾流行，即有食物匮乏之虞，也影响到市民生活。又据研究，大革命前夕与18世纪初期比较，地租增加98％，物价增加65％，工资只增加22％。所以一般小民的生活只有每况愈下。1788年收成欠佳，入冬严寒，河水冰冻，食粮既短缺又无法输送。翌年，城市里市民失业多至半数，为助长革命声势的主因。夏间巴黎的骚动引起各种谣传，惊扰进入乡村，而遍及全国。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是革命之领导人。他们争取本身权利，事诚有之，痛恨贵族享有特权，亦是当然。但是单纯的阶级利益之冲突，并不是使他们忘身舍命发动政潮的主要动机。因为他们事业成功，也可以与贵族通婚，也可以买爵捐官。只是他们在旧体制之下，感到精神上的苦闷。启蒙运动以来，种种天赋人权、国民公约的观念透入人心。思想和知识与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发生距离，是现代社会里驱使中产阶级参加革命最有力之条件，法兰西此时已具备此背景。以后银行家和富商出资捐助市民暴动，律师以辩才参与组织，赛亚司（Sieyes）以教团成员参加革命，米哈波（Mirabeau）以贵族降为平民代表，丹东与罗伯斯比尔和大多数革命家一样以律师出身。马拉由医生改作新闻记者。以上都不易以他们本身阶级利害，解释他们的心境与行动。同时资产阶级（bollfg60isi）是一个极为广泛而不着边际的称呼，上自至富的巨商，近乎特权阶级，下至小本经营的工匠，都可称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大革命固然使资产阶级抬头，也使不少资产阶级成员被清算。

现在让我们再追叙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时的情形：这种会议自1614年以来，未曾开过。因为过去他的祖先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一共在位131年，他们注重人身政治，缺乏一个健全的组织系统。此时国王召集三级议会的目的，无非筹划税收方案，解决财政问题。可是下层阶级已被重重剥削，既担任封建常例，也付直接税（taille）之全部，更提供劳役（corvee），又要负担盐税（gabelle）之绝大部分，早已喘息不定，无法向他们增税。而新负担也不便直接的配予其他二级。过去公私财政事宜的叠床架屋，久未改组，何处可增税、何处应加租，也无从获悉，所以税收与租金的收集多来承包制。只有职业上的收集人熟悉地方和个别间的情形，才能执行任务，而且从中牟利。如果其情形仍能用数目字管理，则早已用不着劳驾他们了。同时这时候还有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例如以后风潮加紧，贵族出奔国外，下层阶级里有很多人因之失业。提高粮食的价格，应当对农民有利，可是中西部种葡萄酿酒的农夫叫苦连天。改进农业生产，首重圈地，才能将可耕地一起投入耕种，但是首先反对即是农民；他们失去了在公地采樵和牧放牲口的权利，立即无以为生。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从规划，找出对策。

所以从各种非人身的因素看来，法国已经无法和平磋商，公平改组。只有将一切投入一个大熔炉之内，听候历史之安排，只是这情形当时没有人看穿。

当三级会议在1789年召集的时候，各级与地方的单位，依前例条列他们向国王请愿的要求，称为。ahi6y，我们不妨径呼之为“陈情表”。当中第二级的要求，有一段要国王固定贵族的地位。各人的勋级要仔细勘明，让他们如僧侣一般自成一财团与系统，今后朝廷不得再以卖官鬻爵的办法混淆名位，国王的近臣务必由贵族中遴选，他们的子弟则由王室负责教育。今日我们看来不免惊讶，此类要求可谓不识时务。大革命志在清算贵族，以后步伐一经展开，尚有不少贵族未经审问，即送上断头台。那么当初何以如此跋扈嚣张，在应当要求谅解的时候不虚心求愿，反而大吹大擂，要求增强他们的特权？

这种举动也可以引用非人身关系的情形解释：

提出陈情表，也是合法程序。三级会议原来是国王与臣民的一段对话。国王固然要各级代表协同决策抽税，后者趁此机会将下情上达。既有权力则有义务，既有义务则有权力，以上都符合于封建体制。只是会议既分三级，召集会议即已伏下了一个阶级斗争之阴影。

各级代表由各地方单位选出，其程序不同，一般都经过初选与复选三四次。所以各代表只能算是被各地方单位授权参加，而不是以个人的见解，参加国事的磋商。经过如此的安排，各地方单位的选举人也觉得他们已成为一种民意上的机构，除非他们阶层里和地方上的陈情表获得答复，他们责无旁贷。于是以巴黎为首，此地既为国都，又有沙龙为时尚人士讨论政治之处，产生了不少期刊和小册子煽动革命情绪。此后，巴黎的407个“选举人”，在选出三级大会的代表之后，经常集会，巴黎公社及国民军（National Guard）由此选举人的会议而产生。这些机构与组织，和巴黎政客经常聚会的俱乐部，成为策动革命的基本力量，以后他们既维持秩序，也策动暴民。其他各地区的情形也大同小异，1789年巴黎的骚动一开始，旧体制派往各处的省长（intendants）逃避一空，政府的组织已经瓦解，各市镇大致仿效巴黎的办法，除了传达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详下）的法案外，已不接受国王所辖行政系统指挥。

所以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这种情形，也使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接近，而不能与德国的统一运动相比。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首先冲入伤病军人大厦，取得滑膛枪32000支，随后进攻巴士底监狱，其目的在于取得兵器与火药，解除这要塞对巴黎市民的威胁，并非所谓解放囚人。消息传到各处，很多市镇与乡村群起响应，农民进攻贵族的堡垒。

为简便起见，大革命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 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 tive 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 Conv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 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2022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十篇

2022年5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以来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那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怎么写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一

为全面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学习宣传，九江市长虹小学在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多举措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大力营造民法典宣传浓厚氛围。

2022年5月，九江市长虹小学召开教师会，组织全体教师重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并观看了相关法律视频。

为了营造浓厚的宣传教育氛围，学校利用电子屏，刊播了民法典与生活同行及民法典相关法律篇章宣传海报、标语和宣传视频。

为不断加强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本月，九江市长虹小学组织全体学生开展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专题学习会活动。

通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专题学习会活动，学生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法律时时处处在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做法律的学习者、宣传者和推动者，让法律护航自己健康成长，做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好公民。

本次活动的开展及宣传，一方面营造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的良好法治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师生的法律法规意识。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二

今年五月是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为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5月24日上午，富顺县法院永年人民法庭联合永年镇人民政府社治办在镇政府广场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普法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悬挂法治宣传横幅、设立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和展陈《民法典》书籍等方式，向群众宣传《民法典》的重要意义及主要内容。活动现场，不少社区居民和赶集群众就《民法典》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进行咨询，法庭干警立足生产生活实际，结合当地民风民俗，以典型案例为切入口，向群众重点解答了《民法典》中民间借贷、婚姻家庭、劳务纠纷、高空抛物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发放法条知识宣传单200余份。

通过本次普法活动，让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民法典》不仅是保护老百姓自身权益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式法典，也是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为辖区平安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三

今年5月28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两周年，同时，今年5月也是全国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为切实抓好民法典的学习宣传教育工作，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近日，泗县司法局组织公证处、法援中心及各股室工作人员来到黄圩镇刘宅村，与驻村工作队共同开展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的普法宣传进乡村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了《民法典法律知识问答》、《公证小知识》、《新冠病毒防控与法规宣传手册》等宣传手册，向群众宣传讲解民法典中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亮点内容，同时提醒他们要遵守相关疫情防控规定，自觉做好自我防护措施。此次活动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普法宣传袋、普法宣传围裙400余个，解答法律咨询20余人次。

此次“民法典进农村”活动是泗县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系列之一，接下来，县司法局将进一步创新宣传形式，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进行普法宣传，为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助力乡村振兴发挥积极作用。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四

为切实做好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九龙坡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于5月23日开展了民法典学习宣传活动。

今年5月是全国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培训会上，数字化中心负责人冯晓要求参会人员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学好《民法典》，用好《民法典》，宣传好《民法典》，提高职工对《民法典》的知晓度。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以上率下，充分发挥“头雁效应”，确保民法典全面有效实施，要时刻以法治思维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提供高水平的法治保障。

通过此次教育宣传，使数字化中心全体职工干部不断增强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同时，引导大家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良好习惯，用法治思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下一步工作中，数字化中心会更加自觉主动地监管职能，努力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不受侵犯，让民法典走进群众心里，“典”亮群众美好生活。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五

为进一步加强普法宣传工作，引导广大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用法律武器维护家庭、保障个人权益，5月25日市司法局联合市委政法委、市行政审批局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单位在市政务大厅一楼开展了《民法典》、《临沂市法治乡村条例》、防诈骗、反邪教及扫黑除恶等集中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30余人通过悬挂宣传易拉宝、发放宣传资料、阐释具体案例、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办事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据统计，此次活动共为群众发放民法典读本、扫黑除恶和临沂市法治乡村条例宣传图册、防诈骗100问手册、反邪教知识简明手册、公民预防恐怖活动行为指引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行政复议、法援、公证等法律咨询300余人次，同时在办事大厅显著位置全天候滚动播出民法典、防诈骗、反邪教及扫黑除恶等动漫视频，向广大办事群众传播民法理念，普及民法知识。

通过举办这次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覆盖面和知晓率，受到了办事群众的点赞好评，对于培养群众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意识和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切实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从而形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让法治之光照亮千家万户。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六

今年5月是全国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日，杜集司法所联合妇联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讲活动。会议由该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严安同志主持，全体司法协理员参加培训。

会上，严安同志要求参会人员要以本次讲座为契机，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学好民法典，用好民法典，宣传好民法典，提高人民群众对《民法典》的知晓度。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以上率下，充分发挥“头雁效应”，确保民法典全面有效实施，要时刻以法治思维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为杜集镇建设提供高水平的法治保障，助力杜集镇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

本次讲座紧紧围绕民法典这一主题，对基层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启发性。接下来，全体干部将继续加强民法典学习，提高法治意识，依法履行职责，合法行使权利，当好民法典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为杜集镇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据悉，下一步杜集镇将把《民法典》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镇村干部学习培训的重要内容，并将其列入全体镇村干部会议、党支部会议学习，不断推动学习走深走实，有效确保学习成效，全力助力法治杜集建设。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七

为更好的贯彻落实《__市“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法治思想，让民法典走入千家万户，更好地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我局利用民法典宣传月契机，更好的组织干部职工加强对民法典的学习，并通过法宣在线、__普法等平台组织开展线上民法典专题知识竞赛。__月__日至__月5日午，我局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到化作乡枪杆岩枪杆岩、__县人民广场、__一小等地方。开展民法典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通过悬挂普法横幅、设置法律服务展台、发放法律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讲解民法典的重要意义、亮点等内容，围绕群众关注的与自身有关的人格权、婚姻自主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及各种各样的财产权利等方面进行宣传。

此次活动，共向群众发放“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倡议书等各类宣资料2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50余人次。活动的开展，让群众认识到《民法典》对自身利益保护的重要意义，提高了群众遵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意识和能力，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了浓厚法治氛围。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八

为了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5月19日，秦都农商银行组织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以秦都农商银行“八五”普法工作规划及合规管理工作部署为依据，结合《秦都农商银行关于“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方案》要求，从集中宣传与厅堂宣传两个层面同时展开。

设点集中宣传。秦都农商银行志愿服务队分组走进万达商圈、高等院校、村镇社区、汽车站点，以《民法典》相关知识向往来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性。

开展厅堂宣传。各支行依托营业厅堂主阵地，通过LED电子屏、视频影像材料、微信公众号进一步扩大宣传教育范围，通过厅堂“微沙龙”现场解答“最贴近百姓生活的100个问题”使客户充分了解《民法典》的相关法律知识。

《民法典》号称“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秦都农商银行将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积极践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增强人民群众学法、懂法、用法意识，努力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九

时值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为了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2022年5月24日，尉氏县司法局、尉氏县法学会庄头镇工作站的普法志愿者，走上庄头镇集市开展以“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的民法典宣传进农村活动。

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通过悬挂条幅、现场解读法律法规、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为来往群众解读民法典亮点，针对群众需求和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讲解了民法典关于农村、农民的有关规定，以及乡村振兴促进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涉农重点法律法规。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民法典书籍，防范电信诈骗、扫黑除恶、法律援助法等方面普法宣传材料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现场解答群众法律咨询20余人次。

通过本次民法典宣传进乡村活动，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法律大餐，有效提高了周边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为推动民法典宣传在全社会形成有效覆盖，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为助力乡村振兴，加快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总结400字十

2022年5月是我国第二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思想，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职工、教练员、运动员们学习好、掌握好、运用好《民法典》的能力和水平，达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的目的，5月23日，马术运动中心成功举办了“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竞赛由中心射击、射箭、现代五项、比赛马术、表演马术5支队伍选派的15名运动员参赛，竞赛范围涉及《民法典》总则、物权、合同、继承等内容，重点检验了广大运动员对《民法典》中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事法律常识内容的了解和掌握情况。竞赛中，各队选手摩拳擦掌、争先创优劲头十足，以饱满的热情和精神状态沉着应对每一道题，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和他们展现出的激情与活力，得到了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和现场观赛干部职工们的充分认可。赛后，中心相关领导为获奖队伍颁发了奖品和荣誉证书。

此次竞赛组织有力、氛围浓厚，取得了预期效果，一方面，通过生动的竞赛形式强化了干部职工、运动员、教练员对《民法典》的认识和领会，提高了大家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本领，另一方面，通过紧张激烈的竞赛，增强了运动员之间团结协作、互相配合、努力争先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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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了解扬子江药业集团的“法制月”活动？

虽然不太了解扬子江药业的“法治药企”建设具体有哪些内容，不过觉得他们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医药企业，在企业内部搞“法治”学习，真的很不错哦！至少，从态度上强调严肃严谨，符合药企的调性。

巴儿扎克时代背景。

是巴尔扎克吧！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履历：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檬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伧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形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小姐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小姐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大国崛起》论述法国政治发展的特点有哪些？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

三百多年前，它凭借路易十四的强大王权，称霸一时；两百多年前，它依靠拿破仑的军功横扫欧洲。在19世纪，它拥有的海外殖民地仅次于英国。

这里曾经孕育出影响近代世界的启蒙运动，曾经进行过各种社会理想的实践。

三百年来，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幻，总是能够听到它在大国舞台上发出的声音。法兰西这个弥漫着激情和理想气息的国家，究竟凭借着什么力量，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本集片名：第五集激情岁月

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于1790年，这里收藏着法国自7世纪以来的珍贵文物和档案资料。这是一本200多年前的记事簿，它的主人是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国王的日记写得非常简洁，除了在出门打猎的日子里，记下猎物的数量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14日，星期二，无事”。这是路易十六对1789年7月14日的描述。显然这一天在国王看来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因为，连经常进行的猎鹿游戏都没有，所以，无事可记。但是，路易十六认为无事的这一天，却成为一个改写法国历史的最重要的日子。

1789年7月14日，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巴士底监狱。监狱里当时只关押着7个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王权的象征，摧毁它是推翻专制统治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

7月15日早晨，路易十六听到了大臣的汇报。他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造反啦？”大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被后世称为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刚刚从睡梦中惊醒，革命已经开始了急风暴雨般的进程。法国的最高权力很快就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国民议会那里。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仅仅20天，国民议会就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特权。这意味着120多年前由国王路易十四建立起来的绝对君主制被宣告死亡。

法国为什么会爆发一场摧毁绝对君主制的革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路易十四和他创建的制度究竟给法国带来了什么？

1661年，就在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临朝亲政，后人在这两位东西方的君王身上发现了诸多相似：同样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是人们遐想三百多年前法国盛世的最佳标本。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正是当年路易十四表演绝对王权的硕大舞台。

年轻的路易十四亲政后，第一个措施就是废除首相，一切国家事务的决定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中，政府中一共只有六名由他本人亲自选定的大臣，大臣们每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但做决定的人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国王自己。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吕克·杜米纳克

当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时，他实际上是在说三件事。首先他代表国家，然后他统治国家，最后他是国家精神具体化的表现。跟当时的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法国不仅有君主专制的政体，更有一套强大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允许法国首先可以深入地发展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同时建筑了很多要塞、城堡，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一场战争。

然而，这位让法国第一次称霸欧洲的君主去世仅仅74年后，大革命就推翻了曾经给国家带来巨大荣耀的绝对君主制。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亲政的54年间，打了31年的仗，旷日持久的战火逐渐掏空了法国的国库。于是，作为国家财政来源的税收逐渐成为矛盾的焦点。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吕克·杜米纳克

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在这三个等级之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前两个等级，他们有优越的条件，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他们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

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显而易见。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则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

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还有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君主专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尽。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让·克莱门特·马丁

一个人表面上看死于感冒，实际上他早已有病，身体已经很虚弱，所以一得感冒就死了。法国当时实际上已经被很多矛盾所困扰。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此时，东方的大清帝国正在安享乾隆年间的盛世，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王路易十六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祖留给他的难题要远远超过荣耀。

据说，路易十六温和内向、处事犹豫，最大的爱好是拆装铁锁，但是，这位锁匠国王却没能打开困住国家前进的枷锁。

在他登基14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了。连续性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整个18世纪中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市民们几乎要花掉全部收入才能勉强吃饱肚子，农民们却在承担比往年更重的赋税。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雅克·马塞

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纳租，有些资产阶级也拥有土地，因为在农村当时还存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税制，另外一种皇家税，包括人头税，还有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盐税。

两百多年前的漫画，描绘出当时法国社会的景象：沉重的赋税全都压在第三等级身上。

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尝试着对特权阶层征税，结果却引来强烈不满。这使得国王成为全体国民的对立者。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被迫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但是，三个等级代表的愿望都落空了。愤怒的代表们组建了国民议会，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路易十六却强令解散国民议会，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巴黎。

国王与民众之间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丧失了。

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民众不仅推翻了国王，而且开始以新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的方向。

今天，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记录了一百多年前法国革命理想的文件。这份文件，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

这里收藏着法国最珍贵的文物，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其中的一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第一段这样写道：“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

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1789年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整个欧洲。

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皮埃尔·安格雷米

法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发挥影响的。人权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载入了联合国的宪章和世界文化遗产。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权都必须得到维护。

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这样大跨度的革命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国大革命的新理念又是从何而来？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些当时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欧洲王权最专制的地方——法兰西。

巴黎，一个聚焦全球目光的舞台。这个属于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就诞生在掌握了绝对王权的路易十四手中。而他个人对艺术的喜好、支持和赞助，给这个城市注入了灵魂。

路易十四亲自创办了法兰西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喜剧院、建筑学院和科学院。他本人从七岁开始就每天坚持芭蕾训练，并亲自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由此还获得了“太阳王”的美名。

这一时期的法国在建筑、绘画、戏剧、舞蹈等方面将古典主义艺术发展到了高峰，显示出极大的文化影响力。整个欧洲的宫廷和贵族都以会说法语为荣，所有的外交条约都用法文来撰写。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让·克莱门特·马丁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社会在欧洲占优势，法国为欧洲各种事业在思想上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当时的专制政体和文化艺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对立，两者之间是比较协调的。

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法国的沙龙文化之风日渐兴盛。贵妇人家中宽敞、雅致的客厅，给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了讲坛和听众，刺激着他们的灵感和激情。

与此同时，刚刚在巴黎出现不久的咖啡馆则为市民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启蒙思想就这样在沙龙和咖啡馆里被不断地宣讲、辩论和传播着。

采访：法国巴黎1787咖啡馆老板基尔

这些咖啡馆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活动场所。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改变那个旧世界。

这个盒子里的珍贵收藏，是两百多年前的一颗充满激情的心脏。它的主人伏尔泰说：“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因为坚持不懈地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伏尔泰被公认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他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些知名人士在讨论，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非常正确，因为我们应该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来统帅我们头脑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让·克莱门特·马丁

启蒙思想是个长期的国际性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启蒙思想促使知识和天赋人权的传播，因此使人民以新的观念看待国家、政权机构、宗教生活。

伏尔泰和所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认识到自己是人。” 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力。

伏尔泰去世后，他的棺木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如果说伏尔泰是旧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与他同年去世的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描绘了想象中的新制度。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让·吕克·杜米纳克

卢梭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

卢梭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

1789年，伏尔泰和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启蒙运动声势最盛的这个国度，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那么，这个在启蒙思想指引下产生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怎样才能变成现实？大革命后的法国，将走上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

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了，和君主制一起消亡的还有君主本人。四个月后，就在这个当时刚刚改名为革命广场的地方，路易十六身首异处。

面对革命，法国国民激情澎湃。他们编制了“共和历”以取代传统日历；街头到处都是激昂慷慨的演说家；人们不再使用“先生”一词，而是彼此称呼“公民”。但是，群众的激情渐渐地失控了。与此同时，害怕革命蔓延的欧洲各君主国组成了反法同盟，对法国开战。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雅克·马塞

一些偶然的事件，一些预想不到的事情导致了极端化，法国发生了与欧洲的战争，战争使革命走向了极端，使当时的形势发生了转折，这是始料不及的。

断头台酒吧，保存着巴黎唯一一座当年政府军队使用过的断头台，它曾经杀人如麻。当铡刀落下时，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恐怖。

1793年春天开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

凡是涉嫌叛变共和国的人都上了断头台。一项最高的记录是：38分钟内，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全国大约有4万人被处决。

这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四年前颁布的《人权宣言》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能够做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

革命的行动背离了革命的理想，法国将往何处去？谁能够领导法兰西走出困境，恢复光荣？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12年之后，法国人再次选择了一位皇帝来领导国家。

1804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加冕典礼，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这位皇帝是民众选举产生的。法国成年男子中，有357万人投了赞成票，反对的只有2569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所长让·克莱门特·马丁

法国人之所以接受拿破仑政府，他们认为拿破仑代表了一种能够控制社会的力量，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后来拿破仑又代表了一种征服欧洲的希望，法国人民之所以在初期支持拿破仑，是希望法国实现和平繁荣、并且征服欧洲。

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革命、恐怖和动荡之后，人们开始强烈地渴望社会的安定，期盼着强有力的人物出现，结束国家的混乱和危机。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拿破仑，让法国人看到了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拿破仑颁布《民法典》，宣誓效忠法律的行动，让已经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法国人看到了延续理想的希望。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拿破仑学院教授奥立维·布登

当他宣布登基的时候，他宣誓忠于1789年的革命原则，也就是说尊重人权、自由、平等，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通过这个民法，确立革命的原则。

这部1804年正式实施的《法国民法典》，是由拿破仑下令起草的.在围绕法典草案召开的102次讨论会中,正在领导战争的拿破仑亲自参加了97次。后人把这部沉淀了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民法典称为《拿破仑法典》。

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法国的现行法律仍基本遵循《拿破仑法典》。《法典》对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拿破仑将它带到了自己征服的每一片国土上。

1811年，随着连续四次反法同盟的灰飞烟灭，整个欧洲都快要变成法国的了：拿破仑自己兼任着意大利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人”和瑞士联邦的仲裁者。他的兄弟们分别担任了西部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统领波兰的是他手下的元帅；奥地利和普鲁士是他的战败国，庞大的沙俄也成了谦卑的小伙伴。

拿破仑把法国带到了自路易十四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顶峰。不同的是，在拿破仑时代，伴随帝国扩张的，是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全欧洲的传播。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拿破仑学院教授奥立维·布登

这些国家被拿破仑征服以后，他直接或间接地在这些国家确立了新的原则，即法国革命的原则、平等的原则并摧毁封建制度。

拿破仑把有史以来最大的荣耀带给了法国。在37岁生日的那天，他亲自为凯旋门奠下第一块基石。沉浸在胜利中的拿破仑不会料到：他本人并没有机会从凯旋门下凯旋。

从俄国冰冻的荒原开始，最后经由滑铁卢的惨败，当了11年皇帝的拿破仑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终结了自己短暂的辉煌。

拿破仑兵败的根源在于，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意味着一切民族压迫行为都失去了合法性。被占国的人民先是在拿破仑的指引下觉悟到这一点，然后在这位导师的侵略行为背叛了革命原则时转而反抗。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雅克·马塞

人民不爱武装的传教士。战败国人民也反对武装传教。

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和民族压迫来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让法国从称霸欧洲的顶峰，重重地跌落下来。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的未来。后来的一位法国政要从拿破仑身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位伟大人物的一生，对于军人、统治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是极有教益的，也包含着对于公民们的教训。它教导他们：决不应该让他们的国家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

拿破仑留给法国一个虚幻的荣光和再次来临的动荡。巴黎的街道成为一次次起义、革命、政变的见证。法兰西的土地成了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实验场。1789年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还有两个共和国。

动荡之中，大革命的思想原则始终未能真正巩固确立。法兰西将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

历史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案。在反复的革命和复辟过程中形成的共和派与君主派，在相持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不再选择激烈的对抗。在双方的相互妥协下，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了。此时的法国也刚刚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

采访：中国法国研究会会长蔡方柏

1870年到1913年这四十多年时间，法国的工业生产几乎翻了一番。应该说，这个时候它是在发展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同别的大国比起来，它的发展滞后，比较缓慢。再举同时期发展的就是德国和美国发展的例子，在同时期，德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而美国，增长了8.1倍。

八十多年的动荡，使法国在与欧美大国的竞争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正当它加紧追赶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影响了它的发展。

当纳粹德国占领了整个法国时，法兰西彻底失去了往日的荣耀。

法国是否还能再次回到世界大国的舞台上？它将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国家的复兴？

法国巴黎圣母院主教：

那些为了解放牺牲在战场上的人，和那些鼓动者，以及那些指挥者，包括戴高乐将军，和他的一些部下，一些拥护他的人，我们一直为他们祈祷。

每一年的8月28日，在巴黎圣母院都要举行集会，纪念巴黎从纳粹统治下获得解放。

在法兰西面临亡国之际，历史选择了孤身一人在伦敦组织抵抗运动的戴高乐。戴高乐将他的抵抗运动命名为“自由法国”，他说：“法国抵抗运动的烈火不应熄灭，也不会熄灭”。

1944年，象征胜利的法国凯旋门，终于迎来了一次真正的凯旋。

在戴高乐的带领下，为了自由而战的法兰西民族不仅为战胜法西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战后法国的复兴铺就了道路。

采访：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

戴高乐几乎是单独一人成功地赢得了法国的合法地位。他和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参加了重要的国际会议，并使法国参加了柏林停战的签订，使法国恢复了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地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戴高乐决心恢复法兰西应有的光荣。他说：“没有了伟大，就没有了法国”。但是，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像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征服都不可能使法国获得长久稳定的大国地位。戴高乐说，进步是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条件，一个经济衰弱的法国，不可能在世界上真正立足。正是在戴高乐时代，法国的经济全面复苏。

采访：中国法国研究会会长蔡方柏

戴高乐这个信念，就是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大国，要发展经济，使法国在世界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因此，他强调独立，所以，这样一个思想对他后来发展经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发展经济，搞他的工业体系，有他自己一套独立的工业体系，例如说，航空工业，他要搞独立的体系，他的核工业，他要搞独立的体系、机械制造，他也有独立的体系，所以，他整个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因此，戴高乐上台之后把当时的政局稳下来了。正好是遇到欧洲30年的黄金发展期，这个时候，法国的经济都是百分之五、六甚至到七的，这么个速度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要求独立的思想，谋求大国地位的思想就越来越明显。

除了经济实力，更为世人所称道的是戴高乐带领战后法国，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大国之路。

1959年，法国宣布接受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由此开始告别殖民主义；

1963年，法国和联邦德国签订《法德友好条约》，从此与宿敌德国和解；

1964年，法国与新中国建交，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除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基地。

坚持独立外交政策的法国，成为世界格局的制衡力量。

采访：法国戴高乐基金会主席伊夫·盖纳

我想戴高乐将军对于各种政治体制是尊重的。……一个国家的体制应该适合那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英国人的民主和法国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向世界发出了不可忽视的声音。国家发展的独立自主，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和平共处，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的实践途径。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戴高乐实现了他心目中的伟大和光荣。直到今天，法国依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开始接近大革命提出的理想。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它逐渐找到了一条通过践行启蒙思想的原则而成就大国地位的发展道路。

先贤祠，被称为法兰西思想和精神的圣地。从大革命爆发两年后的1791年起，这里成为了供奉法国伟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