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判决书（李庄案一审判决书）

李庄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庄，原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2009年11月，李庄接受委托，成为重庆市龚刚模涉黑案主要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人。当年12月，龚刚模向重庆市司法机关检举李庄，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随后，重庆市警方以涉嫌伪证罪为由逮捕李庄。

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一审认定李庄犯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半。同年2月4日，李庄以藏头诗的形式写下一纸悔罪书，被法院认定为“认罪态度较好”。2010年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终审改判李庄有期徒刑一年半。

2011年3月29日，就在李庄即将刑满释放之时，又被追究“遗漏罪行”，但该案最终以检方撤诉告终。2011年6月，李庄刑满出狱。

扩展资料：

“李庄案”对法治的三大积极意义：

第一是促成中国律师抱团，这对于律师权利的维护很重要。

第二是李庄案一季终审判决后，直接推动了2010年5月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这是司法改革中的小进步。

第三是，加快了刑事诉讼法的大修，其中有最重要的“李庄条款”，即再碰上类似李庄这样的案件，要异地侦查、异地审理；另外，要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不能先把李庄案判掉，再审龚刚模，那是司法逻辑颠倒。这是大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李庄案全程内幕披露：不愿配合重庆打黑被关押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李庄出狱后四次密赴重庆找证据 公检法人员协助

什么是李庄案件

“李庄事件”真实经过

马晓军

第一部分：案发前后

09年11月22日晚七时许，我与李庄到达重庆，龚刚华的司机王Y把我们接到五洲大酒店，没多久龚刚华来了，他对我们说稍后一个本地律师过来，此人以前在公安，和专案组的很熟。过了一会，吴JY律师到了，他透露了一些龚案消息：警方曾经两次移送到检察院，都被退回，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起诉了，他拿出了一份通过内部搞来的《起诉意见书》让我们看，还神秘嘱咐，注意保密。这次谈话约凌晨一点结束。

23日早餐后，我们来到重庆一中院，书记员告知正在开会，让我们各自报出手机号码，进行登记，然后让回去等通知。李庄告知我，办理涉黑案子都是这样，是为了监听。下午四时许，我们接到书记员来电，通知第二天过去。

中午，我、李庄、吴JY、龚刚华、龚云飞、王Y、曾L、袁J一起在五洲大酒店吃饭，席间我们看到了央视关于龚案的报道。电视画面中，龚刚模被两个警察架着，走路一拐一拐的，显然有伤，当时吃饭的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些画面。（可调央视视频资料）

24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一中院，向书记员递交了委托手续，复印该案案卷，但与新闻报道的龚案2200份证据，109本卷宗相差甚远，总计只有两公分厚。李庄当场提出质疑，书记员说检察院就移送了这么多，想复印其他案卷你们就去检察院（当时她对前来复印案卷的其他律师也都这样讲）。由于复印案卷的律师比较多，书记员让我们下午过来拿案卷，我们只拿了《起诉书》就回到了酒店。拿到起诉书，李庄边看边说：怎么这么多罪名啊，龚刚华没说实话，原来告诉我只有一把枪，三个同案。

第一次会见

24日下午一上班，我们拿到卷宗后，李庄向陈YP庭长申请延期审理，遭拒。之后，我们就前往江北区看守所。车上，李庄快速翻阅卷宗，让我把龚的口供单独找出来递给他，他拿过去和起诉书对照，当时，李庄看出有明显的诱供（详见龚案侦查卷），15时左右，我们来到看守所，告知必须有专案组陪同才能会见，李庄当时就急了，指责看守所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12月7日就要开庭了，案子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你们公安无权限制律师会见，耽误开庭你们要负责等等。但无济于事，我们只好上楼找看守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但都没有找到。只好等待。专案组人员到来后，李庄与朱my律师又同他们争论，李庄的情绪很激动，大声斥责专案组，当时很多律师都在场，用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像。最后，我们只好在警方监视下开始了第一次会见。

李庄先介绍了身份及委托经过。接着他问龚一些被抓经过和和审讯的情况，龚说：“6月份被抓，先关到南川看守所，8月份转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11月22号才关在江北看守所。”李庄又说：那就是说，你前天才来到江北看守所，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的半年时间都没有在这儿，你以前见过律师吗？”龚回答：没有。

李庄指着龚的口供问：“你口供中承认自己是黑老大，这儿有你的签字啊”。龚表情十分痛苦的说：“是我的签字，可我的口供都是他们事先编好后逼我签的，我要是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吊我。”

李庄指着身边的一位监视会见的警察问：“他打你了吗？”龚说：“他没有。”李庄再指另一位警察问：“他打你没有？”龚颤微微地说：“他、他没有打我，但打我的时候，他在场。”李庄仔细查看了龚两只手腕上的伤痕。

之后，李庄说：“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进行法医鉴定，申请延期审理。”龚说：“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李庄说：“如果那样，我就罢庭，不再继续辩护，法院就会休庭。”这时，站在身后监视的警察说：“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律师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李庄转身对这位警察说：“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于是，李庄让龚在委托书上写到‘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辩护律师’，龚说不会写，李庄让我写好，让龚抄在委托书上。李庄还告诉龚：开庭时，我会提问你，你要大声的把被打的事情说出来，用肢体展现出来。说这些话时，警察就站在旁边，并没有制止我们。

这次会见，我用手写记录，李庄用电脑，抓我时，这些会见笔录都被公安扣押了。我向公安索要扣押清单，负责记录的警察叫陈MC没有给我。

这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在会见过程中，李庄拿着樊奇杭的笔录就有关细节与龚核对。会见后，吴JY、龚YF开车过来接我们，之后，到陶然会馆吃饭，席间，龚刚华说：具内部消息，我们都被监控了，一定要小心，并且告知李庄：甚至你们都不能带着卷宗走出重庆，李庄非常不以为然。为电话保密起见，龚云飞还给了李庄几个新买的手机卡，让他联系案子时使用。

11月25日，我和李庄在酒店整理案卷没有出门。

第二次会见

通过阅卷，李庄将几十个有关疑问输入电脑，准备提问龚刚模，26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第二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干警告知还得等专案组警察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李庄又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李庄上楼找看守所领导，看到了周副所长，周称这是公安局的命令，没办法。等到大约10点30左右，专案组才到，一同监视会见。李庄与龚谈话，我用手写记录，为了便于监听，防止我们和龚交头接耳，龚身后的警察还将其身后的椅子又往后挪了挪，加大了我们和龚之间的距离。

当着警察的面（就是在我“监视居住”期间，该警察曾经多次强行查我爱人的通话记录），李庄对龚说：“我看了从法院复印的案卷，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你肯定是有罪的，开庭时对于这些指控你必须承认。”龚说：“我承认我私藏过枪支，也行过贿，但是我的确不是黑社会的老大，也没有叫他们杀李明航啊。”

李庄说：“在你的口供中发现9月30日与10月8日的口供大部分是复制的，连其中的错别字、病句、标点符号、方言都一样，我把其中相同的地方都标出来了，这显然是电脑粘贴的，要是按笔录中的内容，你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详见龚案侦查卷）龚说：“我也知道笔录中的事大部分与我无关，都是他们事先编好笔录让我签字，我要是不签，他们就一直折磨我，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才签的啊。”此时龚刚模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哽咽。

李庄问龚：“你说你被打、被吊了，他们在哪儿、用什么方法打你、吊你。”龚说：“当初抓我后，关在南川看守所，在那里没有挨打，从南川看守所转来后，当天就只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一天没住，就把我拉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了，我是在那里挨打的……，吊了我八天八夜。”李庄惊讶地问：“八天八夜，那手腕不就物理性断裂了！”龚回答：“是在八天之内发生的。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但脚跟够不着……吊我的叫彭w、打我的叫张k。吊的我大小便失禁，那些粪便顺着裤腿往下流，叫彭w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再脱下内裤擦地板，之后裸体继续吊我。刑警支队的一个姓何的支队长从门口经过，看到后还训斥彭W‘太不像话了，赶紧穿上衣服’，彭W放我下来，叫我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在铁山坪有一男一女两名医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唐，他们都为我治过伤。”

最后，李庄嘱咐龚：“将来开庭时，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回答不知道，不要怕”此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

12月2日上午，李庄电话中说，30号那天重庆一中院陈YP打他电话，希望庭前沟通，北京律协也督促他开庭前与法官交流一下，李庄答应他们最迟12月2日晚到重庆。

遵照北京律协的指示以及陈YP庭长的邀请，我们于12月3日上午9点多，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一个会议室。在场人员有我、李庄、陈YP庭长、李副院长、张H法官和另外一位领导。李副院长要求我们配合12月7日龚案的庭审，确保审判顺利进行。李庄说以下几点：没有证据目录；不能合法会见；起诉书缺页；口供之间，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雷同（详见侦查卷）；复印的案卷与报道的情况相差甚远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配合啊。并简单举例了他在辽阳市代理朱LY涉黑案因不能合法会见而导致延期开庭的案例。这期间，李庄言辞激烈，情绪有些激动。后来，书记员又给我们复印了证据目录，补上了起诉书缺页，领导们承诺一定协调有关，尽量保证律师的合法会见，同时声称，看守所不属于我们管。此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近一点了。临分手时，李庄问：12月7日的庭审还能否进行，法院要我们回去等通知。直至晚上11点左右，李庄仍在给陈庭长打电话，陈庭长说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让我们继续等通知。

第三次会见

李庄嘱咐我，为了防备12月7日仍然开庭，我们必须做好开庭准备。4日上午，我们第三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又遇会见受阻，看守所仍然要求有专案组陪同，李庄当即电话陈庭长，如果还是监视会见，12月7日肯定不能开庭，陈答应马上协调，2分钟左右，陈庭长回电，你们现在可以不受任何监视的会见了。但看守所还是不理我们，声称法院指挥不了看守所。

一个小时后，专案组到来，我们开始会见，在会见室内外，都有专案组警察监视，此次，李庄与他们发生最为激烈的争吵，期间，李庄用手指着一个叫张K的警察说，你是重庆最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者……你已经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了……你将来要买单的……你出去！争吵中，进来一个年龄大的警察将张K替换走了，但张K仍然在门口往里面张望。

这次监视下的会见约1小时20分钟左右。我用电脑做的记录。

12月5日下午，吴JY来到酒店，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为龚刚模看伤的医生”，李庄说：“你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们出庭作证。”吴家友说：他们还要在重庆混，不可能的。”李庄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我见他们一面。”吴家友说：“尽量吧，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见你。”

晚上九点左右，一中院书记员来电话通知7号不开庭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当即，李庄对我和龚云飞说：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很有可能被抓，这儿非常危险，咱们去成都，我们连夜开车上了成渝高速，李庄驾车，临行前，李庄还给一个记者通报了这里的危险。

12月6日凌晨一时许，我们到达成都，李庄的朋友为我们安排在凯宾斯基酒店。在酒店李庄分析龚案可能出现的后果：1、重庆方面抓律师。2、把龚案退回补充侦查。3、把龚刚模的名次往后移。4、……。他分析抓律师的可能性最大。

12月7日下午，李庄让我回重庆一趟，通知龚开庭日期有变，安慰他一下，顺便回酒店的房间看看，有无公安局去过的迹象。龚云飞也担心龚刚模被自杀、被躲猫猫等，我就和龚云飞包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重庆，在傍晚时分，我将起诉书复印件交给了李庄指定的记者。当晚，我仍住在五洲大酒店。

12月8日上午，龚云飞找了万贯律师所廖CQ律师，陪同我一起去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我还让龚写了一份保证书，内容为：我保证如实回答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不自杀、不自残（抓我时该保证书也被公安扣押）。一是弥补以前会见笔录没有龚刚模签字；二是稳定他的情绪。下午，我和龚云飞一起乘动车返回成都。

12月11日上午，李庄接所里通知，要求尽快返京。

12月11日晚上，李庄来电告知我，他接到陈庭长的电话，说龚刚模情绪不稳，要求会见律师。因为14、15两天他在最高院开庭，他让我明天去会见龚刚模，并叫我先联系龚云飞，我给龚云飞打电话，始终未通，最后接电话的是龚云飞爱人，她说龚云飞被公安局带走了，我当即告知了李庄。

以上是我与李庄代理龚刚模案的真实经过，我也是这样向重庆市公安机关第一次陈述的，但他们根本不听，逼迫我在他们编好的笔录上签字。

对我的审讯

2009年12月13日我被重庆警方抓捕，当晚把我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一夜未眠），14日10点左右，重庆警方押我飞往重庆，下飞机后，先对我照相，后来，向对付恐怕恐怖分子一样，给我戴上黑头套，把我弄上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知他们要把我带向那里。

汽车停下，我被带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江北看守所，到达看守所之后，他们马不停蹄的对我进行连夜审讯，时间一直持续到16日上午10点左右。在此期间，没有睡眠，吃一些监室里面的剩饭，专案组问我与李庄三次会见的过程，我说：“会见时你们在场，又有监控录像，干嘛问我啊。”审讯人员说：“我们有录像是我们的，现在是叫你说”。在长时间讯问无果的情况下，警方拿一沓材料给我看，并说这是根据监控的同步录音录像整理的材料。还让我看龚云飞的笔录，说他们都招了，给我施加压力，之后，又来了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旁边的人介绍：这是我们公安局政委，政委讲:其实你没有事，说完就放了你啦……。由于连续90余小时没有睡觉，神志不清，在加上他们的高压威胁等，我被迫在他们事先编好的笔录上签了字，他们还不让我修改。

他们还逼我给全国律协写一份致歉信，内容与吴家友的致歉信大概相同。同时承认“我没有对李庄的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制止”等等。

12月18日，警方提讯：“现在对你进行录像，这是你前几天的笔录，你看一下，一会录像就按这上面的内容说”。因为是他们编的，我很难记住，就说：“这么多东西我记不清楚。”他们说：“你先仔细看看，录像时我们会给你提示的。”就这样，在逼迫和提示下，对我进行了录像。

12月24日，警方提讯：“你爱人要求律师会见，我们的意思是免了”。由于十几天没有外界消息，我十分急迫的说：“请律师会见，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我们争执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他们还是逼迫我给爱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为建议她不要请律师会见了。

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相

李庄案一审开庭前的一天，警方再次来提讯，对我说：“隔壁屋里就是江北法院的法官，你过去就对他们说你不愿出庭作证就行了。”见到法官后，他们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给我做笔录，问我是否愿意出庭作证，虽然我内心想出庭作证，但由于害怕他们对我用刑，就违心的说了不愿意。但是，我要求法官在笔录上多写了一句：“详见三次会见笔录”这样我就回监室了。

没一会，专案组又把我从监室里提出来，严厉呵斥我：“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说不愿意出庭就行了，干嘛说那么多啊，过去，重新写一份。”于是，他们又押我回去，法官又重新给我作了一份笔录，笔录内容大致为：没有受胁迫，不愿意出庭作证，该笔录内容属实，去掉了刚才“详见三次会见笔录”的内容。

第二部分 所谓被“监视居住”期间

2010年1月8日晚11点左右，专案组让我看手机新闻，对我说李庄已判两年半，你们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你还年轻，跟李庄不一样，所以我们准备对你进行监视居住，让你爱人过来陪你，你写一下保证书和悔罪书，我就按他们的要求写了。1月9日上午11点左右，警方把我带出看守所。

1月9日中午12时许，我被押解到一个居民住宅区，下午两点左右警方让我与爱人通话，她接到电话后，表示马上过来。但是两个小时后，在我爱人赶往重庆的路上，他们又表示不让我爱人过来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下，他们勉强同意。事后，我爱人告诉我，她也哀求了警方很长时间。

10日凌晨一点左右，我爱人到达我所在的居民楼，刚进房间，我爱人的手机就被一个警察强行没收了，并严厉告知禁止跟外界联系，不要告诉外面这里的情况。

同日，警方逼迫我爱人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自愿陪同我的《自愿书》，大致内容为：在马晓军“监视居住”期间内，自愿陪同。同时，他们还叫我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申请警方保护的《申请书》，大致内容为：在监视期间内，为了本人安全，申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对我进行保护。如果不写，肯定就不让她在这里陪我了。

警察二班倒，每班三人，对我们夫妻进行24小时监控，不让回去，也不让我们单独行动，一切要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一班警察叫王J、刘ZY和一个姓邬的、另一班有匡W、陈MC、唐Y还有姓项的、姓郭的（有替换）。

1月13日晚上，张P、何JH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提出叫我爱人为我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不叫“监视居住”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让我们离开这个看押地，仍然保持目前状况，还是警方监控。我们问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因为李庄在看守所里‘咬’你，说为什么判了他而不判你。”（当时不知道李庄在法庭上保护我）我问那又怎样，他们说：“这样我们就能对外宣称你们办了取保候审离开了重庆，我们找不到你，把事情拖过李庄二审结束，李庄就咬不成你了。”我爱人说：“办了取保候审又不让我们走，那我们死到这里也没人知道，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时候，你们会拿出《取保候审决定书》推脱责任，我们不同意，如果办理取保候审，我们必须离开。”他们听后表示不同意。我说：“那你们逮捕我吧，我去看守所，那里安全，我要二审出庭作证。”他们说：“那这样你就会被提起公诉。”我说：“随便，判就判吧。”僵持很久后，他们放弃了此做法。负责监视的警察还买了些小吃安抚我们道：“这件事情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月22日晚七点左右，专案组又把我带到刑警队，拿出我以前的询问笔录，让我看一看、背一背，并告诉我一会儿去检察院就按询问笔录上的说。到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后，我见到一位姓冉的处长和一位女的检察官，他们挂的胸牌上显示是侦查监督处（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李庄案二审的公诉人），我当时心里很是疑问：李庄都在二审期间了，怎么出来侦查监督处的人来询问我。他们对我进行了询问并做了笔录，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以他们无权对我进行询问为由拒不签字。

1月23日，在看押地，警方告知我因为昨天在检察院的笔录上我没有签字，故需要我再次去检察院做笔录并录像。这时一个姓刘的警察拿出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详细背诵其内容，并跟我做情景演练，为再次去检察院做准备。对此，我和我爱人坚决反对，不跟他们配合。后来，江北分局局长何NP、李副局长、刑警队何JH、张P队长等多位领导来了，他们一起向我和我爱人施压，直到24日凌晨两点多，在巨大压力下，我被迫同意向检察院做虚假的陈述，并接受录像。

1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刑警队的何JH拿出李庄的《悔罪书》让我们看，（当时没有发现藏头诗）内容与李庄在二审开庭时有关“认罪”的六段口述内容大概一致。姓刘的警察又拿出以前对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背诵其内容，再次做情景演练，下午我被带到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其中有李庄二审出庭时一男一女两位检察官）他们给我做的笔录和录像，期间，由于身体不适，我还出去呕吐过一次。笔录主要内容是承认原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属实。

同日，我爱人因工作急需回家，但专案组张P对我爱人说：李庄二审尚未开庭，你不能离开。我爱人只好向单位继续请假。

1月26日下午，警方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让我给高子程（李庄辩护人）通电话，并要求我按照他们事前起草的文稿来念，为此他们对我进行了多次的现场情景演练。文稿内容大致为：前几天我去检察院得知您在找我，我不愿出庭作证，我以前所说的是事实，我从网上看到对李庄案的评论很多，对我和我的家庭压力很大，因此不愿意出庭作证。实际上，我们根本也不能上网，根本不知道外界任何消息。

由于高子程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大家就一直等到傍晚，晚上七点左右，高子程将电话打过来，他们赶紧挂了电话，设置录音功能后让我再打给高，我和高子程进行了简单的通话，并被录音，因为通话时间比较短，未能按照警方提供的文稿来念，只是表示了不出庭作证，故警方又让我手写了一份不出庭作证的证明。

1月29日，刘姓警察开车带我到一中院，李庄案二审法官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对我做了笔录，大致内容仍然是问我是否愿意出庭，我按照他们提前的警告，说了“不同意出庭作证”。

2010年2月2日晚10点许，我爱人因工作原因，经再三恳请警方，同意她可以先走，但我还是不能离开。我爱人临走时，警方给买了很多礼品，并亲自送到火车上面，后来听我爱人说：警察们直至盯着她乘坐的火车开走，才放心。

李庄终审宣判后，2月10日，警方让我缴纳3000元保证金，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警方出资给我买了机票，还为我购买了些土特产，送我登机。离开前，刑警队何JH支队长对我威胁道：马晓军，你是法律专家，你要知道出去后改变证言的后果。

在被秘密关押于居民小区的一个月期间，警方为了日后能够证明我们在被看押时是自由的，让我们跟他们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还带我去统景温泉区，并对我们进行拍照、录像，以显示我们非常愉快、轻松，实际上，对我们的监控寸步不离。

在看押期间，警方为了证明是我在重庆租了房子居住，与他们无关，还拿了一份租房协议书让我签字，协议中的租赁期限为2010年1月8日至2月8日，房主为刘晓东，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可是，对我的《监视居住决定书》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25号2-1不符，由于地址不符，我拒不签字，他们只好离开。我爱人发现一张《电费缴费通知单》，看押我们的实际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

以上是整个事件的真实始末，绝无半点虚假，此前或者此后如有与本次矛盾的陈述，均以本次证明为准。

马晓军

2010年2月16日

补充：

2011年2月初，张P通知我去重庆办理解除取保候审的手续，

2011年2月12日，我和爱人一起坐动车去的重庆，江北公安分局一名叫陈JS的警察（河北唐山口音）来车站接的我们，他首先问是否有记者找过我，我说没有。后来江北分局李副局长特意见了我，对我严肃的说：这个案子涉及到政治问题，你以后不要参与。

后来，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李庄第二季开庭前，法庭外有打横幅的“群众”，有位女交警前去阻止，此时，一个男子上前对女交警耳语了几句，我忽然发现该男子就是看押过我的专案组警察，姓项，（在画面中戴眼镜、横跨背包、穿格子衣服，网络上有他的视频）。

李庄案的案件全程

2009年11月中旬，重庆涉黑的某团伙主犯龚刚模家属来北京找到李庄，请求其为龚刚模进行辩护。李庄成为龚刚模的辩护人

2009年11月24日、26日及12月4日，李庄先后三次会见龚刚模。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称李庄教唆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

2009年12月11日，李庄被其所在的事务所紧急召回北京，并于当天向重庆法院方面书面通报，终止为龚刚模进行辩护

2009年12月12日，重庆警方从北京将李庄押回重庆，李庄于12月13日被刑事拘留，12月14日被逮捕。其所涉嫌的罪名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2009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开始大篇幅披露李庄案情，并公布李庄所谓的短信“钱多、人傻、够黑、速来”

2009年12月17日，该案件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12月18日，该案件被检察院起诉到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09年12月20日，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高子程、陈有西接受李庄家属委托，为李庄进行辩护

2009年12月28日，高子程提出为龚刚模进行伤痕鉴定，以确定其是否有外伤。12月29日，法医鉴定出炉，经鉴定龚刚模手部没有伤痕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点到12月31日凌晨1点，在长达16个小时的庭审后，李庄案件一审休庭

2010年1月8日，李庄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坚称自己无罪

2010年1月15日，李庄的辩护人再次到看守所会见他，他依旧表示自己无罪

2010年2月3日，李庄案件二审开庭，李庄当庭认罪

2010年2月9日，李庄终审被改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011年04月19日,李庄案公开审理 此次被起诉妨害作证罪

2011年4月19日21时，辩护律师举示了金汤城沐浴公司的工商登记执照复印件、录音资料等证据。公诉人质证认为，辩护人举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21点02分，控辩双方表示证据举示完毕。法庭宣布休庭，20日上午9点半再次开庭审理。

2011年4月22日 ，重庆检方对李庄案撤回起诉 称犯罪事实存在疑点

上午9时30分，李庄漏罪案准时开庭，公诉人称，辩护人当庭举示的新证据，与公诉方所举示的证据存在矛盾，致使认为李庄的犯罪事实存在一定的疑点。本案证据发生变化，导致认定李庄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据存质疑，因此，公诉方决定撤回起诉。 　9时33分法庭宣布休庭30分钟，合议庭对检方的撤诉申请进行评议。

李庄的案件实时

2009年11月中旬，重庆涉黑某团伙主犯龚刚模家属来北京找到李庄，请求其为龚刚模进行辩护。李庄接受委托成为龚刚模的辩护人。

2009年11月24日、26日及12月4日，李庄先后三次会见龚刚模。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

2009年12月11日，李庄被其所在的事务所紧急召回北京，并于当天向重庆法院方面书面通报，终止为龚刚模进行辩护。

2009年12月12日，重庆警方在北京抓捕李庄，将李庄押回重庆。

2009年12月13日，李庄被刑事拘留。

2009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开始大篇幅披露李庄案情，并公布李庄所谓的短信：“钱多、人傻、够黑、速来。”该短信后经证实为捏造的虚假事实。

2009年12月14日，李庄被逮捕。其所涉嫌的罪名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2009年12月17日，李庄案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2009年12月18日，该案件被检察院起诉到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09年12月20日，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高子程、陈有西接受李庄家属委托，成为李庄的辩护人。

2009年12月28日，高子程提出为龚刚模进行伤痕鉴定，以确定其是否有外伤。

2009年12月29日，法医鉴定出炉：经鉴定，龚刚模手部没有伤痕。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点到12月31日凌晨1点，在长达16个小时的庭审后，李庄案件一审休庭。

2010年1月8日，李庄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不服，坚称自己无罪，提出上诉。

2010年1月15日，李庄的辩护人再次到看守所会见他，他依旧表示自己无罪。

2010年2月3日，李庄案件二审开庭，李庄出人意料地当庭认罪，并刻意大声宣读以“藏头诗”形式写成的《悔罪书》。

2010年2月9日，终审，李庄被改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李庄当庭抢夺话筒声称：认罪是假，仍然坚持自己无罪。

2011年4月19日，李庄漏罪案一审开庭，双方辩护激烈。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控方以事实存疑为由，撤销起诉。

2011年6月11日，李庄刑满释放，当日与妻儿一起乘飞机回到北京。

2011年12月12日，李庄与迟夙生律师及李庄之子李亚童到最高法院，提起申诉，要求撤销原有罪判决，改判无罪。

2012年11月15日李庄、王誓华、龚刚华、龚云飞到最高检控告“李庄案”专案组构陷李庄。

2012年11月16日，CCTV、《新京报》、《京华时报》及各大网站报道了李庄案申诉进展。

2012年11月23日，最高检约谈李庄。

2012年11月29日重庆一中院，约谈李庄。

2013年7月29日，中央巡视组在重庆渝都宾馆约谈李庄。

关注李庄漏罪案的人解答。

前半句：决嘉陵之波，流恶难尽。

意思是用嘉陵江的江水都无法冲刷干净他的罪恶。

后半句是个成语的由来，罄竹难书。

意思也就是用完歌乐的竹子，也难以写完他的罪状。

均表示罪恶很多。

求斯伟江李庄案的辩护词

李庄再次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审辩护词

斯伟江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的相关规定，本律师为依法维护李庄合法权益，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特别申明】：本次出庭辩护，并不意味律师承认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只是为了避免李庄的合法权益受到二次伤害，从而依法出庭辩护。

辩护人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理，程序屡屡违法，漏洞百出。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强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疮百孔。程序正义犹如交通规则，如果今天江北区公检法可以这样不顾交通规则，把李庄撞回监狱，明天任何一个老百姓也可以被撞进监狱，甚至包括在座各位，谁也不能幸免。我国文革才过去30来年，殷鉴不远，眼下重来，岂非悲哀。

有人对李庄说，专政机器很强大，对谁，谁都抗拒不了。专政机器依法开动，当然强大。但是，如果专政机器不顾交通规则，法定程序，程序正义，最后恐怕，也是要掉到沟里去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维护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让民众权利受到保护，齐家而平天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李庄辩护，既为李庄个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以下是具体辩护见：

第一部分：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案件时间节点】从本案程序上的关键时间节点，就可以看出本案程序上的诸多严重违法之处：

根据卷宗显示本案程序上的具体时间表如下：

2010年1月16日， 江北区检察院收到徐丽军的举报。

2010年1月27日， 江北区检察院将举报材料移送江北区公安局

2010年1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接受刑事案件，并进行登记，领导批示是初查。

2010年2月9日， 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罪证罪（龚刚模案）二审宣判。

2010年2月9日， 龚刚模的表弟龚云飞向江北区公安局举报李庄代理龚刚模案中涉嫌合同诈骗，公安局批示初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管辖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局决定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

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将李庄带到南川监狱，同日接江北区公安局通知带出。李庄未能在监狱服刑。

2010年2月11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上海孟英案）妨害作证罪决定立案侦查。

2011年3月28日，江北区公安局对李庄涉嫌合同诈骗，妨害作证罪，侦查终结，移送江北区检察院。

2011年4月2日，江北区检察院将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起诉到江北区人民法院。

根据以上毫无疑问时间节点，辩护人对程序上提出如下意见：

一，江北区公安局无权管辖本案，本案从侦查开始程序上就违法。

【先后顺序】从来没有一个案子是因为法院有管辖权，就可以推断公安局有侦查权，因为法院永远在公安局之后，中间还有一个检察院，这等于孙子先出世，再生出爷爷，既违反自然规律，也违反法定程序。任何法院无侦查权，本案也不例外。因此，不能因为法院有管辖权而推定公安机关有管辖权。

【检察院规则】江北区检察院2010年1月17日接到举报时，应按照刑诉法的24条的规定，应当将本案移送到犯罪行为地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管辖的规定非常清楚，第18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应该由公安机关侦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检察刑诉规则》）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举报中心对于所收到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审查，并根据举报线索的不同情况和管辖规定，在七日以内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一）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自首人。……”

【公安规则】《公安刑案规定》第十五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根据《刑诉法》第八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

【审判管辖】刑诉法第24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合适的，可以由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4条，对于举报，不属于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通知报案人。本案犯罪地在上海徐汇区，被告人居住地在北京。重庆江北区检察院应当将本案举报线索移送给徐汇区公安局。

综上，以上是一环扣一环，法律规定是严谨的。无论从那个环节，本案都不应有重庆江北区公安局侦查、江北区检察院起诉、江北区法院审判，江北区公安局对本案无任何管辖的法律依据，检察院起诉也无依据，法院审判也没有依据。

第二，所谓合同诈骗重罪吸收妨害作证的轻罪，以此并案侦查也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重罪，何来吸收？】从控方提供的材料看，李庄宣判当日，既发送龚刚模表弟举报李庄李庄涉嫌合同诈骗，次日，重庆市公安局指定江北区公安局立案侦查。似乎江北区公安局试图以重罪吸收轻罪的方法来行使对李庄涉嫌妨害作证案的管辖。然后，所谓的合同诈骗案，江北区检察院都没有起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案都不成立，根本就无案可并，不能以一个不成立的案件来实际行驶一个对此本无管辖权案件的管辖。要借力也得有力可接，不可能凭空来一个借案管辖。如此玩弄法律，法律岂是失足妇女？如此可以，按照逻辑，全中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虚构在重庆有一个重罪，然后把其他地方的案件吸收过来，再撤销重罪，重庆公安局成了全国的公安部，甚至，可以把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总统都管辖进来。这种荒唐的逻辑，如成立，刑诉法的地域管辖的规定还需要吗？

第三，法院以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行使原审法院管辖权，前提不成立。

贵院宣称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行使对本案的管辖权。最高法院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发现正在服刑的罪犯在判决宣告前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受到审判的，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犯罪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合适的，可以由服刑地或者新发现罪的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发现犯罪时间】依照前面所列时间表，本案“发现所谓漏罪”在二审宣判前，不存在服刑期间发现的事实，贵院援引的法条前提不成立。

魔鬼藏在细节中。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发现犯罪”定义无相关司法解释，然后，不管以哪种解释，都无法证明贵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举报时间在宣判前】

如发现所谓漏罪时间为本案接受举报时间，则2010年2月9日之前对李庄妨害作证案的判决应予撤销。

如果将“发现漏罪”定义为发现犯罪线索如举报，那么本案发现李庄涉嫌漏罪应当在二审宣判前，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1993年给江西高院的批复（1993）3号规定，当时的二审法院应当将本案发回重审，将两案合并处理，由于所谓漏罪是同种罪，对李庄不实行数罪并罚[1]，（详见最高法院的批复）。江北区公安局、检察院，没有理由不知道李庄案当时为二审期间，因此，江北区检察院把案子藏起来，违背现行法律规定，是一种涉嫌渎职行为。即使构成犯罪，李庄也只要受一次审判，检察院凭空把李庄变成两次审判，不也是一种涉嫌违法行为吗？

【合同诈骗不是漏罪】

如果把“发现漏罪定义为龚刚模合同诈骗案，那么该罪实际并不成立，无法依据合同诈骗罪的依据来管辖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这等于张冠李戴，能套得上吗？法律依据何在？

【公安局立案没有证据】

如将发现漏罪时间定为本案公安立案侦查时间，也是无稽之谈，公安都没有任何证据，凭什么立案？通过查阅本案案件可以发现，本案江北区公安局立案调查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时，就是李庄原妨害作证案二审宣判的次日，当时，除举报材料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什么证据都没有的立案，违反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第159条，甚至162条。

立案侦查。首先必须有发现“犯罪事实”，在只有徐丽军的举报，江北区公安局就能断定李庄有犯罪事实？提审李庄关于涉嫌妨害作证都在2010年11月之后，公安2月11日就立案，岂不是神仙？如国际歌所言，世上没有神仙，江北区公安局如果这种做法，只能推定，公安机关不不择手段，违法管辖。如是，如以立案时间定发现漏罪时间，变成公安机关可以随时界定发现犯罪时间。

退一步讲，即使依据本条规定，江北法院有管辖权，也不意味着江北公安局有侦查权。不能倒因为果。法院的是审判管辖权，而公安是立案侦查管辖权。两者不同。如果李庄案，江北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能管，那么，徐丽军涉嫌构成伪证罪，谁来管辖？如果徐丽军归上海管辖，上海管辖了吗？重庆公安局移送犯罪线索了吗？

第四，其他程序严重违法的事实

【服刑地违法】本案中，李庄在2010年2月9日宣判后，次日被送到南川监狱，蜻蜓点水，手续都没办完，就回到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超过1年的有期徒刑应当送到监狱。本案李庄实际服刑地在重庆市第二看守所，根据案卷在2010年8月之前，公安机关没有任何侦查材料。实际上是强行把李庄从应当服刑的监狱放到看守所服刑，剥夺了其在环境相对宽松监狱服刑的权利。这是严重违法的。

【侦查期限超长违法】

本案侦查期限长达一年多，中间没看到任何合法延长法律文书，江北区公安局严重违反刑诉法的期限规定。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对此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监督。法律监督职能何在？

【剥夺侦查期间请律师的权利】

李庄在长达一年多的侦查过程中，没有享受接受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卷宗之中，只有涉嫌合同诈骗罪的会见。李庄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法律规定侦查阶段请律师的权利。这个违法，检察院有没有进行监督？

【本案变相不公开审理】本案看似100多号人来旁听，但是，法官对家属要求有派出所证明才能进去，这样的要求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官出示法律依据。其他公民申请旁听，也被拒绝，而法庭上，从开庭开始，第一排的座位就只有两个法警坐。这样的审判完全违背了公开审判的规定。

【法庭不接受录像证据违法】辩方提供的李庄和徐丽军的录像，是为了反驳控方提供徐丽军笔录中，涉及所谓李庄教唆其在朱立岩死刑案件中作伪证，录像显示，李庄让其客观，实事求是，在同一份笔录中，徐丽军会诬陷李庄在朱立岩案件作伪证，可想而知，徐丽军指控李庄在孟英案的伪证，是靠不住的。这样的证据是反驳控方证据的，法庭说与本案无关，显然是违法的。

结论：

一个本来就无管辖权的案件，非得强拿到重庆来管辖，所以，才会有拼凑，才有强词夺理，千疮百孔。辩护人不谈有什么目的和动机，我们只是强调，这样的侦查、起诉、审判一点合法性都没有。合议庭做出的任何判决，都将是枉法裁判，为历史所耻笑，同时，也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李庄并没有引诱、教唆的证人改变证言。

实体上，李庄并无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事实，公诉机关起诉证据严重不足。

一：本案的取证程序违法和证人可信度极低

1，取证程序严重违法

【侦查主体违法】由于本案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公安分局都没有管辖权，侦查主体全部违法。所作的侦查笔录和取的证据全部系违法无效证据。

【侦查何时终结】本案的较多证据系2011年3月28日公安侦查终结后再行调查取得，有部分甚至在法院审判阶段取证，这类证据没有法律效力。辩护人诧异的是，公诉机关居然还敢拿到法庭上来出示，如果这可以，什么叫侦查终结？有完没完？公诉人居然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一款，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侦查地点】本案证人的侦查地点多在证人家里，侦查人员住的宾馆，茶楼，辩护人奇怪为什么如此强势的侦查机关如此迁就证人，难道是有求于证人？我国《刑事诉讼法》97条明文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侦查机关如此在茶楼，宾馆取证，做个说明是证人提出的要求，那么试问证人要边洗桑拿边做笔录行吗？

【侦查人员】侦查人员李军身份，一会儿是江北分局，一会儿是重庆市公安局。虽然公诉人说本案情况特殊，市局宏观上指导，这已经远远超出宏观，已经在微观上插手了，这是违法的。

2，证人可信度极低。

【徐丽军不是证人而是伪证主犯】如果本案对李庄指控成立，徐丽军涉嫌在出庭作证时公开进行伪证行为，触犯刑法305条，构成伪证罪，且属于主犯。本罪不对其进行逮捕起诉而追究李庄，明显系恶意执法报复性执法。对徐以不起诉换取的证言，明显是胁迫证言，不真实证言，无效证言。

【主要证人系直系亲属】本案指控被告人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的证人，主要是举报人徐丽军及其家人，（儿子苏文龙和母亲），这种一家人本身利害关系明显，其证言证据效力有限。

【证人吸毒、反复无常】本案主要证人和举报人徐丽军，吸毒多年，四次进过戒毒所，在公安、法院、律师处的证言多处反复，在上海表演多次跳楼秀，在上海徐汇检察院表演跳楼秀，其今天的书面证言根本就不可信。

【证人徐丽军说谎】辩方提供的录像证据显示，徐丽军在本案笔录中，说李庄在朱立岩案中让其做为证，完全是虚假的。虽然，法庭违法不让出示，但仍无法掩盖。

二， 徐丽军投入金汤城的确实不是投资款，是借款或类似性质款项，其出庭作证所述并不虚假。

本案焦点事实，起诉书指控李庄引诱证人徐丽军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把投资款说成借款，证据表明，所谓徐丽军投入金汤城在100万确实不是投资款，是借款。

1，首先，请查清楚100万元到底是谁的？

【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不清】

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徐丽军投入的100万元是投资款，李庄让其违背事实改变证言，辩护人认为这个事实存在疑问。

首先，上海徐汇区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定这个款项所有权是王德伟的。

其次，证人笔录显示所谓王德伟和徐丽军是夫妻，并没有结婚证、离婚证等婚姻登记材料印证。结婚不是光凭两人说是夫妻就可以的，这一点法律常识无需辩护人多言，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缺乏证据。

2，退一步讲，徐丽军（王德伟）投入金汤城的100万元，也确实不是投资款，是借款或者其他。

【徐丽军的录音证据】李庄接受孟英案之前，金汤城的法律顾问，上海欧阳法律服务所的两位法律工作者和徐丽军的录音证据显示，徐丽军承认这个不是投资款，只是和孟玲之间个人的有口头约定，是借款或其他，朱立岩不同意她在金汤城投资，嫌100万元太少。盖财务章的收据可能是财务陈芳英私自给的。即便个人之间的隐名投资，需要其他股东同意，才能转化为股权，在其他股东同意之前，这个款项只能是借款或其他，并未转化为投资款。法律性质的认定并不以口供确定，而是要根据法律概念、实然形态来确定。本案只能认定为债权性质款项，而不可以判断为投资。徐丽军2008年7月30日在上海徐汇区法院所作证言，并非虚假。

【王德伟取回款项17万】李庄在接受孟英案之钱，王德伟从所谓的投资款100万元已经取回17万元，根据法律常识，投资款是要共担风险的，不能抽回。能抽回的只能是借款。因此，李庄更有理由断定该款是借款。

【孟英供述】孟英在开庭认定该100万元是私人借款。孟英在公安笔录中也认为，徐丽军和其约定对外该款称为私人借款。

【金汤城否认其为投资】从辩方提供的徐汇法院民事卷宗看，金汤城大部分股东不同意该款为投资款。

【金汤城律师认为是借款】金汤城在民事诉讼中的任律师认为该100万元可以以借款处理，因为不是投资款，大部分股东不同意徐丽军投资。

【控方提供的周恩奇证言】其中就提到徐丽军的钱，朱立岩认为是借款。

【法院判决驳回其股东请求】徐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确定，王德伟（所谓徐丽军的丈夫）投入到金汤城的100万元资金不是股本金。判决驳回王德伟要求确认股东名份及出资份额所占注册资本比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请求，这种情况下，公诉人居然还认为这是投资，却无法回答辩护人的问题，投资的回报率多少？风险是什么？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辩护人多次问公诉人，你在银行存入了多少钱，这有投资风险吗？公诉人至今不回答。

【借款协议是强力证据】在徐丽军出庭作证前15天，徐丽军和孟英的家属签订还款协议，这个还款协议充分表明了徐丽军和孟玲之间的款项性质。起诉书指控徐丽军违背事实，依据何在？即使此协议是李庄支持下达成，李庄也没有强迫各方的能力。徐丽军也没有去撤销这个协议，反而依据这个协议向孟家要钱，说明她是尊重这个还款协议的。

【100万的真实性质】按照现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100万元，在获得50%股东同意之前，既可以理解徐丽军和孟英之间的信托关系，之前也有法律人士理解是待转化的借款法律关系。在出庭作证时，金汤城的股东仍未同意，也永不可能同意其为股东。因此，这100万元的款项，只能是孟英和徐丽军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投资款。后来双方签订还款协议，更是确定了款项的性质为借款。

三，李庄没有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事实。

【李庄的主观判断】李庄在想徐汇法院提供证人出庭时，手头有这些证据材料，律师只能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掌握事实，因此，李庄作为法律人士认为该款是借款，符合其认知的事实。

【指控证据不足】光凭徐丽军、苏文龙等的证言是无法证实李庄明知是投资款，而让徐丽军改变证言。

首先，李庄自己不承认有引诱、教唆行为，其一直说要求徐丽军事实就是，而且，庭前对100万元的性质进行分析，也完全是依法进行的。

其次，徐丽军吸毒多年，多次进过戒毒所，每次公安询问完毕都要问她，头脑是否清醒，正如问一个醉汉是否喝醉，他肯定说自己没喝醉。这样的问话，岂不是笑话。请侦查人员去精神病院问精神病人，他们肯定也认为自己精神很正常。今天徐丽军不出庭，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精神是否正常，是否可以作为证人，应该出庭接受双方质询。正如辩护人在质证阶段回复公诉人，公诉人认为如果徐丽军的精神状态差，为什么李庄还让她作证。李庄是让徐丽军出庭，让大家质证检验其精神状态，李庄做到的，今天的公诉人敢吗？

第三，苏文龙的证言不可信，苏文龙是徐丽军的儿子。几年前的一个饭局，坐哪里的细节居然还记得，不符合常理。而且，苏文龙只在关于李庄的片言只语中，说“我只听到几句，现在能记清楚的就是李庄让我母亲放心，黄说把她投资的钱说成是借给孟英的”。其他都记不清楚了，这样选择性记忆证人，可信度极差。

第四，徐丽军的母亲杨盛梅的证言只是传闻证据，而且，取证地点在其卧室，这样的取证，让辩护人大开眼界。一个70几岁的老太太，动辄说作伪证，法言法语，令人咂舌。

第五，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之后所取证据，完全违反刑诉法规定，这些证据，法院绝对不能采信。

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首先，本案案卷中没有起诉意见书。起诉意见书不提供，检察院是否应该法律监督？

其次，既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了，你为什么还要继续调查，取证？反过来是否正好证明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三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到了侦查终结后，就没有了，凭什么在起诉阶段，甚至法院审理阶段，还在侦查，这种证据，如果法院能采信，那么，公安机关是否在开庭后，还可以继续取证？

第六，最重要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20号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执行”。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证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该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在庭审之前，辩护人即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要求法院通知证人出庭，现在证人不出庭，上述证据，不应该被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七，公安机关存在明显的诱供行为

如2011年3月24日桂学武、李军对孟玲的询问笔录，第2页，没有由来地，直接问：你是否听到李庄教唆徐丽军把投资款说成是借款？正常的话应当问，你听到李庄和徐丽军说什么？

同页：侦查人员问，李庄有没有教唆徐丽军把投资款说成借款，他是怎样教的？这种诱供，非常露骨。

本案如果依法排除了不出庭的主要证人徐丽军、苏文龙之后，并无其他有力证据。据证人王辽的说法：李庄和徐丽军说话，徐丽军提到她投资金汤城的钱的事，李庄就用法律方面的规定告诉徐丽军，什么算借钱，什么算投资款，具体内容我说不出来。然后，李庄就对徐丽军说了些话，意思是要徐丽军把这个钱说成借款。

从这段证言看，李庄实际上是在分析徐丽军投入款项的法律性质，这和徐汇法院的判决是一致的，也和金汤城的律师意见一致，也和徐丽军录音说的一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样的法律分析，是完全合法的。以上的证据，充分表明了对于徐丽军（王德伟）投入到金汤城的款项性质，绝对不是简单的投资款，从各项证据来看，是一种待转化的债权，在没有其他股东确认之前，只是一个借款或者类似借款的债权而已。徐丽军在法庭上所作证言符合事实，不管李庄如何说，都不构成妨害作证罪。

审判长、审判员：

各位坐在法庭上，头戴国徽，身穿法袍，手握法槌，行使法律授予的权力，无一不需要法律上的授权，如果没有程序法上的授权，今天的庭审将寸步难行。同为法律人，辩护人和法官、公诉人都应该如同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一样，尊重法定程序，依照程序法来，仔细判断有没有管辖权，侦查取证时间、地点是否符合刑诉法，是否超期，综合的证据是否内心确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有这样，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得出的结论，才会赢得大家的尊重，这也是法治的精髓所在。反其道而行之，得到的判决，只会带来羞辱。

今天的开庭如此引人瞩目，不是因为被告人是李庄，李庄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只是性格比较倔强而已。本案引人瞩目，只是因为李庄是一个在执业中的律师，这个职业本来是该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律师不是国家专政机器的对立面，而恰恰是为了保证公民在国家机器面前有人依法保护他，毕竟公检法未必全是对的，否则，也不需要立国家赔偿法了。这种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无辜被入罪。这和殴打，拘禁一个正在看病的医生一样，是一种双重伤害。因为，同时受伤的，是任何公民的律师辩护权。而今天的李庄案，是双重的双重伤害，所以，才更让人同情，也更让人担心中国犯罪嫌疑人能否得到律师真正的帮助。

一个律师在给死刑犯辩护时，第一次被306条，已经引起国人瞩目，今天，他又一次被同一个罪名，在同一个地方受审，审理的内容却是在上海做的事，单单程序上的不公，已经可以说是，决嘉陵之波，流恶难尽。罄歌乐之竹，难书其罪。之后，恐怕，不管实体如何判，如何文字构陷，罪轻罪重，已难堵天下，悠悠之口。

最后，鹦鹉学舌，学下公诉人的警示教育。对于李庄，最大的教训就是，在中国如此险恶的刑事辩护环境下，居然还敢提交数十份无罪证据，居然还敢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居然还敢对权力机关叫板，你赢得了死刑犯朱立岩及其母亲的尊敬，然后，夜路走多终于见到鬼，自己身陷囹圄，亲人都见不到。这才是最需要接受教训的事情。沉痛的是，李庄最也不可能吸取教训，重做律师，只能让其他刑事辩护律师吸取自己的教训，当事人的罪与非罪是第二位的，律师自身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李庄般傻，一再入罪，值得吗？

从公诉人口中讲到李庄案的特殊，和本案管辖上，程序上的诸多违法之处，辩护人和李庄早就预测到本案的结果，将会是有罪，也不指望有奇迹发生。对于这种既定结果的判决面前，似乎辩护人是无力的，然后，在历史审判面前，谁都无法逃脱。违背法律的人，必将被法律所严惩。天理昭昭，李庄必有昭雪的一天。这句话，送给李庄，也送给所有的法律人。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谢谢！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斯伟江

2011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