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517（民法典517条第二款）

什么是按份债权、按份债务

《民法典》第517条对按份债权和按份债务的定义作了界定，即债权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为按份债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负担债务的，为按份债务。依照该规定，按份债权和按份债务的标的都是可分的，标的不可分不能成立按份债权或者按份债务。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七条，债权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为按份债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负担债务的，为按份债务。

按份债权人或者按份债务人的份额难以确定的，视为份额相同。

民法典517条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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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517条至第519条例解

立法机关指出，我国《民法典》不设债法总则编，为了使合同编通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债法总则的作用以满足实践需求，合同编第517条至第521条共5个条文对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的基本规则作了规定。按份之债是相当于连带之债而言的，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都属于复数主体债权债务，即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为二人以上。

正如郑玉波教授所言：“复数主体之债，较单数主体之债最重要之差异，即在乎其效力之不同，而民法之规定，亦侧重于此，其情形错综复杂，初学者每感无从纠结，然约之不外下列三大问题：（1）对外效力，即外部关系，乃各债权人与债务人，或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应如何行使其债权，或如何履行其债务之关系是，此值得特别研究者，一也。（2）就当事人一人所生事项之效力，即就当事人一人所生之事项，对其他当事人应有如何之影响是，此值得特别研究者，二也。（3）对内效力，即内部关系，乃一债权人全部受领时，对于他债权人应如何分与。或以债务人全部履行时，他债务人应如何分担之关系是，此值得特别研究者，三也。”（见郑玉波著：《民法债编总论（修订二版）》，第381-38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本文即从解决“初学者每感无从纠结”处着眼，又极力避免陷入纯学术讨论，另辟蹊径，就郑玉波教授所言值得特别研究的三大问题，分别以具体案例对我国《民法典》第517条至第519条共3个条文作出初步解读，是为例解。

《民法典》第517条例解

《民法典》第517条规定，债权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为按份债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负担债务的，为按份债务。按份债权人或者按份债务人的份额难以确定的，视为份额相同。

【设例】甲、乙向丙购买苹果100公斤，价款1000元。

1.由于甲、乙与丙之间无关于连带债权债务之约定，法律亦无关于甲、乙与丙之间成立连带债权债务之规定，甲、乙与丙之间债的关系符合《民法典》第517条之规定。

2.（1）从甲、乙请求丙交付苹果的权利方面观察，债权人为甲、乙

2020年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判决数量

本次推送是转发上海高院首次发布的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的白皮书。

案件概况显示，个别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失范引发纠纷。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经营活动不规范性、风控机制不健全、潜在风险隐患较多。其中，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捆绑搭售保证保险，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导致借款人融资成本增加。目前此类保证保险已经沦为各保险公司的负担，都处于追偿阶段，囿于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的矛盾，给保证保险追偿所在的管辖法院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许多案件甚至远无法在诉讼时效内追偿立案，总体给保险行业造成了巨额的亏损。

案件纠纷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金融商事案件类型结构从传统的银行类、保险类案件占据绝对主导，转变为各种金融案件类型并存。

陈禹彦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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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

2020年7月1日，《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根据该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具有金融属性的其他组织。近年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对于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满足各类主体融资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地方金融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引起重视，予以解决。现将2016-2020年上海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情况作如下通报。

一、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概况

（一）纠纷案件总量增长与结构分化并存

近年来，随着上海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获得不同程度发展，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案件数量和标的金额持续增长。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数量从4,374件上升至21,229件，增长了3.85倍。

从案件标的金额看，2016年至2020年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标的额从133.97亿元上升至272.06亿元，累计增长了1.03倍。

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总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不同类型案件的增速出现明显差异，导致案件结构持续变化。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融资方式快速发展，案件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件18,241件，比2016年增长了5.13倍；涉商业保理公司案件517件，比2016年增长了1.79倍；涉融资担保公司案件1,298件，比2016年增长了2.14倍。其中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已经成为金融纠纷中数量位居第三的案件类型，仅次于银行卡和金融借款，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务出现了向汽车等消费领域拓展的趋势。

与之相比，小额贷款、典当等传统案件类型相对保持稳定。2020年，全市法院共受理一审小额贷款合同案件912件，比2016年上升69.83%；比2016年上升40.82%；典当案件258件，比2016年上升11.21%；涉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案件3件，比2016年下降90.32%。

（二）当事人争议较大导致案件调撤难度高

2020年，全市法院涉地方金融组织一审案件调撤率为22.35%，低于同期金融商事案件调撤率（31.37% ）9.02个百分点。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合同约定不合理、客户资信状况不佳等因素，导致双方争议较大，难以消弭分歧达成一致意见。

一是双方对纠纷处理结果预期认识不一致。融资租赁、保理、典当等案件中，债权人通常有租赁物、应收账款、当物以及第三人提供的保证等作为权益保障，一旦涉讼，债权人往往不愿在金额和还款期限上作出让步，而债务人因资金紧张希望降低还款数额、减免违约金、延缓还款期限等。

二是双方对案涉交易的法律性质认识不一致。部分债务人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融资租赁中的租赁物不真实、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虚假、典当中的当物不存在等理由进行抗辩，当事人之间的意见争锋相对，导致诉争复杂化，缺乏调解基础。

三是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债务负担是否合理认识不一致。例如，部分案件涉及手续费、服务费等费用，有的系在合同中直接约定，有的则另行签订服务合同。诉讼中，客户常以对方未提供任何服务，费用收取违反法律规定等为由提出抗辩。

四是相对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发生纠纷后，地方金融组织在利率、费用、违约金上能够作出的让步空间相对较小。

（三）客户小而分散等原因导致案件程序问题复杂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多服务于个人或中小企业，交易结构相对借款而言更为复杂，同时随着近年来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客户普遍呈现小而分散的特点，导致案件送达难度高、公告适用多、审理周期较长。例如，融资担保纠纷中，涉及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反担保人等诸多主体。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往往涉及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保证人、车辆挂靠企业等众多当事人。保理合同纠纷中，可能涉及保理合同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以及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债务人等主体。由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吸引大量外地公司将合同履行地或案件的管辖地约定为上海，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运用科技手段开展异地经营，导致大量被告分散在全国各地，相当数量案件无法直接送达，缺席审判适用比例较高。

（四）金融创新导致新型、疑难、复杂问题层出不穷

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交易模式不断变化，而法律规则相对滞后，反映在金融审判中不断出现新型、疑难、复杂问题，金融市场对于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规范引导市场行为的期望和要求也不断提升。例如，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除车辆、医疗器械、教育设施等传统租赁物，还有将城市管网、天然气锅炉等城市基建设施作为租赁物，更出现鸡、猪、奶牛等生物资产以及著作权等无形资产等新类型租赁物。融资租赁物的范围如何界定，存在不同认识。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上海法院积极通过组织交流研讨、发布典型案例、制定规范性文件等方式，明确司法裁判标准，规范引导市场行为。

（五）个别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失范引发纠纷

相对于传统金融机构，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经营活动规范性还有待提升，风控机制尚不健全，潜在风险隐患较多。例如，有的地方金融组织积极运用金融科技，发展普惠金融，开展平台合作，吸引大量金融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参与交易，但相关领域众多客户违约、投资亏损引发纠纷。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捆绑搭售保证保险，变相收取高额费用，实质上增加借款人融资成本等问题。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存在对借款人及担保人资信状况审查不严、对公司担保流程未依法审核、对担保物管控不力、通过员工账户发放和回收贷款等风控薄弱环节，影响债权安全。

二、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趋势研判

（一）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

近年来，上海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案件类型结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传统的银行类、保险类案件占据绝对主导，转变为各种金融案件类型并存，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复杂性、多样性将进一步显现。例如，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鼓励融资租赁业的健康发展，融资租赁将在农机、科投、文化教育、卫生及基础设施等诸多公共领域开展业务，并向电子信息、大生命健康、节能环保及新能源等高精尖产业布局。随着保理合同被写入民法典，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为保理行业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随着金融科技不断进步，各类地方金融组织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相关纠纷案件也将不断出现。

（二）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审判将更加注重与金融监管的衔接和协调

随着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机构属性进一步明确，监管要求进一步强化，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司法裁判中将更多考量金融监管因素，注重司法裁判结论与金融监管目标的协调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批复中明确，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评判交易行为法律效力时，法院将依法积极回应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要求，更多关注地方金融组织是否存在违反特许经营等方面金融监管规定，是否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在认定当事人在交易活动中的过错及责任时，法院需考量地方金融组织是否按照监管要求充分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风险揭示、忠实勤勉等义务，合理分配当事人责任，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合法权益。

（三）司法裁判对于地方金融组织交易活动的规范引导作用将进一步强化

涉地方金融组织的金融交易持续发展创新，在基本交易结构基础上不断设计出多种更复杂的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争议问题往往涉及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领域，司法裁判对于界定交易法律关系、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促进形成交易规则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涉及让与担保、租赁权质押、保单质押、资产收益权回购等非典型担保方式的纠纷中，担保权的成立条件、公示方式以及实现途径等尚存模糊地带，需进一步明确。此类涉及市场交易规则确认的案件将不断出现，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三、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集中反映的问题

（一）部分地方金融组织需进一步强化规范经营

由于制度体系尚不健全、行业门槛相对较低、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原因，部分地方金融组织开展业务的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收费名目及收取方式尚需规范，实践中约定的收费名目不尽相同，如手续费、服务费、管理费等，有的地方金融组织则直接以融资利息为名义收取费用，有的地方金融组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和管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未向客户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利用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获取高额利润，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在客户违约后，自行收回担保物，且收回担保物后随意处置，损害客户利益。

（二）部分地方金融组织违规从事信贷业务需引起重视

存贷款业务系属需经特别行政许可方能实施的特许经营行为。《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应当依法规范经营，严守风险底线，禁止从事下列活动：（一）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三）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托发放贷款。”个别案件中发现，地方金融组织利用虚构租赁物、租赁物“低值高估”、虚构应收账款等方式向不特定融资人放款，从事名为“融资租赁、保理、典当”实为信用贷款的业务，违反了特许经营的规定，案涉合同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三）拓展普惠金融需进一步加强合规性审查

部分地方金融组织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线上资产管理机构等合作，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开发新的资金来源和客户群体，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业务合规风险。例如某商业保理公司与数家金融信息中介机构开展合作，保理融资款系由合作的金融信息中介机构直接发放给融资方，而根据银保监会《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商业保理公司不得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资产管理机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

（四）个别地方金融组织涉嫌违法犯罪的情况仍有出现

极个别地方金融组织受利益驱使，不安于从正常经营中获取利益而将目光投向了灰色边缘地带，甚至涉嫌刑事犯罪。例如，涉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案件中个别渠道商借融资租赁模式进行合同诈骗或利用第三方进行虚假宣传诱骗客户进行融资租赁业务；个别地方金融组织采用张贴告示标语、暴力收回担保物等非法手段催债。这些案件往往具有区域性和涉众化特点，需引起高度重视。

（五）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

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资金成本较高、债务人违约风险较大等原因，地方金融组织利用优势地位加重债务人负担的情形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需进一步强化。例如，违约责任条款的设置不均衡，合同中针对客户违约责任的条款较多，而债权人的违约责任仅进行了简单罗列。合同订立时，地方金融组织没有就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内容向客户进行必要的告知和说明。合同中针对客户未按约还款的情况约定较高比例的违约金，例如部分违约的情况下以全额计算违约金等，导致案件当事人对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产生争议。

四、上海法院支持保障地方金融组织发展的相关举措

（一）统一适法标准规范引导市场行为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制定法律适用意见、公开出版办案要件指南、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案件法律适用统一，规范引导市场行为。上海高院先后就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典当合同纠纷、保理合同纠纷等出台了适法意见，就实践中争议较大的租赁物范围、虚假应收账款、服务费收取、利息保护上限、违约金调整等问题作了规定，进一步明确司法裁判尺度，取得良好效果。公开出版《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办案要件指南》，为各法院审理案件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对建立市场主体预期、引导市场交易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法院还发布多个典型案例，明确法律适用标准。例如，法院在一起商业保理纠纷案件中明确，商业保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放贷，因超越经营范围并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应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再如，在一起小额贷款合同案件中，法院明确小额贷款作为一种期限短、需求急、频率高的新兴融资方式，具有贷款手续简便、审批手续快捷、担保形式多样的特点。但小额贷款公司在办理贷款业务时，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金融贷款的强制性要求，不得预先扣除贷款利息。预先扣除贷款利息的，不受法律保护，法院在判决时按照实际出借金额作为贷款本金予以调整。

（二）协同推进地方金融组织相关制度建设

近年来，上海法院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推进地方金融组织相关制度建设。例如，为维护涉融资租赁物交易安全，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有序发展，上海高院于2019年8月21日发布《关于审理融资租赁物权属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本市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作为出租人，应当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中对融资租赁合同中载明的租赁物权属状况予以登记，并明确该登记在一定范围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公示效力。在《上海市地方金融组织监督管理条例》起草过程中，上海法院从司法审判角度积极建言献策，促进相关制度完善。

（三）发送司法建议和白皮书提示风险问题

针对地方金融组织在案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上海各级法院通过向有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以及向社会发布白皮书等方式，提示金融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上海高院、金融法院就融资租赁案件发布专项白皮书，浦东、静安等法院针对涉自贸区保理纠纷、车辆融资租赁纠纷等发布专项白皮书和典型案例，获得良好反响。司法建议的针对性、实效性进一步增强。例如，法院针对个别典当行续当手续不规范以及长期多次续当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有关典当行积极反馈，表示将根据建议内容，严格规范续当手续保留书面凭证，原则上续当不超过三次，且在续当一次后不主动要求对方续当。针对个别小额贷款公司利用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区别收取高额利息的问题，法院在司法建议中指出案涉借款合同的还款计划表中约定每月利息的计算方式为本金按年利率计算一年的利息后按12个月平分后得出，但上述利息的计算方式并未扣除每月借款人已经偿还的借款本金，致使实际计算的利率远高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相关小额贷款公司表示将尽快完善合同条款，明确借款合同的利率约定，避免利率约定与实际计算不一致。

（四）积极推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高效化解

针对大量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案件被告为外地户籍且存在部分被告逃避送达等情况，上海法院积极采取措施，与相关监管机构、行业协会开展合作，引导企业在合同模板中增加“司法送达条款”约定及相关法律后果的说明，加强对涉诉当事人在合同、其他诉讼材料中记载信息的查实，提升送达效率。积极推进涉地方金融组织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推动地方金融行业组织建立健全纠纷调解机制，强化调解组织与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对接，通过委托调解、委派调解、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方式，高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

五、相关建议

地方金融组织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方面，其健康发展需要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公众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地方金融组织监管

科学、有效监管是地方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监管规则多由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制定，而具体监管工作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落实，各方需在各司其职、分工尽责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信息互通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需进一步推进完善涉地方金融组织的行业立法，提升法律层级，细化监管规则，明确监管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需严格落实国家监管要求和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各项规定，根据监管工作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充实队伍力量，明确监管职权，强化监管能力，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监管力度。要在实施机构监管的同时，大力加强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对于各类市场主体实际从事的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活动的，均应加强惩处力度，防止出现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空白地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督促地方金融组织依法合规经营，充分关注自身业务模式与借贷业务的界限，回归业务本质，严防信用风险在金融领域的交叉传播。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督促地方金融组织及时整改相关纠纷中发现的问题，更新完善合同文本，平衡地方金融组织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充分履行地方金融组织的适当性管理义务、风险揭示义务、忠实勤勉义务等。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规范地方金融组织的收费内容及名目，合理设定融资成本和费用收取方式，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负担，严禁采用违法违规甚至暴力方式催收债权。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建议监管部门引导地方金融组织对暂时出现流动性困难但仍能维持正常运营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应秉持“放水养鱼”思维，给予一定扶持，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二）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组织内控管理

地方金融组织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依法、合规、诚信经营，加强业务管理，完善风险内控，落实好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主体责任。

一是严格尽职调查。加强客户的资质审查，对客户的经营、财务、涉诉等情况进行了解，审慎判断其资信和偿债能力，有效控制业务风险。做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回访跟踪，防止“重视业务拓展轻后续管理”的倾向，及时发现客户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在客户轻微违约时，力争采取协商等方式解决争议。

二是完善内部业务操作流程规范。将交易过程的每个环节应当审核的内容明确列举，注重业务开展中各环节信息记录及材料留档保存，防止纠纷发生后因举证不能导致法院难以查清事实或自身面临败诉风险。强化对业务人员的合规培训，从严把关合同签订和履行流程。

三是完善担保物管理。注重明确担保物权属，就物的取得、权属凭证、现状等作有效审查，完善登记和公示程序，防止他人恶意处分担保物造成损失。就各类新类型担保物，可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实施必要的监控。

（三）进一步落实金融风险防范举措

有关政府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协作力度，明确职责分工，在合力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工作的同时，合理引导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健康、良性发展。进一步加大对涉地方金融组织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强化投资者教育，进一步树立起“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正确投资理念，严格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要求，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进一步健全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多元化解

为有效化解涉地方金融组织纠纷，建议进一步突出监管部门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支撑作用，抓好已有各项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落实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化解。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职能作用，扩大行业协会在纠纷调解中的覆盖面，针对当前融资租赁纠纷、商业保理纠纷持续高发的态势，推动建立专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化纠纷解决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吸纳各类社会机构参与纠纷化解，促进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大力推进金融仲裁，鼓励地方金融组织约定采用金融仲裁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坚持将非诉解决挺在前面，加强诉调对接，进一步拓宽调解通道，完善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与各类社会调解组织的互联互通，将更多的金融矛盾纠纷纳入到多元化解机制中，便捷、高效地解决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