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纠纷案例,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例?

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例？

土地租赁合同类型纠纷调解案例

【基本案情】

2008年1月，安岳县龙台镇黑滩村四个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黑滩村村民”)200余户村民与安岳县绿牧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牧公司”）签订《土地租用协议》，将620余亩土地租给公司搞种养殖。协议约定租金以每年每亩500斤稻谷的市场价给付，租期从2008年至2031年止，租赁期满后绿牧公司负责土地复耕。但从2016年６月起，绿牧公司一直未支付租金，至2018年12月共计拖欠租金90余万元。广大租赁户找不到公司管理人，多次越级信访无果，致纠纷形成诉讼。农户请求解除合同、判令支付租金、违约金、土地复耕费等（以每亩1000元计算），共计200余万元。

【调解过程与结果】

安岳县人民法院在收到诉讼材料后，考虑到案涉人数众多、系涉民生案件、影响面广，且绿牧公司因经营不善，已经停止经营，典型的“三无公司”即无办公场地、无其他财产、无主管部门，公司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为该土地上所种的白杨树，但该林木上设有权利负担，另案申请人市农担公司申请法院对林木进行了查封。如果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将面对200余户土地承包户、调解、判决后，无可供财产的执行，导致后期执行困难，引发集体信访和群体性案件。为此，法院决定以多元化解纷机制处理。

二、对症下药实施调解方案

（一）大胆实用村民小组为主体进行调解。按照法律规定，对经营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一般是以经营承包户为主体与合同相对方的公司进行诉讼，但这种方式对类型案件处理有局限性，一是调解涉及人数众多不能统一口径，二是多数人持观望影响调解进程，三是即便调解的也因某些人的反对而反弹。鉴于公司原发放租金时均以村民小组为核算单位，将租金整体打包由村民小组组长以双方认可的亩分发放，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大胆启动以村民小组为一个诉讼主体的方式进行调解

（二）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调解。运用枫桥经验，发动基层组织的作用，依靠群众智慧和力量进行矛盾化解。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将“千家万户”的意见进行统一，以四个社的四种调解方案再优化再统一，形成一个总的调解方案与绿牧公司进行协商。

（三）制定“司法+”聚力打“组合拳”。因纠纷涉及主体面大较广，调解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隐患较较大，调解法官决定采取发动群众智慧，依靠基层组织力量的“枫桥经验”，以法院主导、协同律师调解、公证调解、人民调解方式，创新运用“四联调”机制相融合，发挥各方优势打“组合拳”，聚力协同调解。

三、深入基层实施“三步走”，成功化解纠纷

走稳第一步：一是以村民小组为载体，选出 “代言人”，社员代表与社长综合各家意见后，提出本社适合调解的最初方案；二是以基层组织村两委为依托，运用基层干部人熟、地熟、情况熟，有群众基础的独特优势，将四个村小组的调解方案再统一，提出全村的一致方案；三是与镇党委、政府无缝衔接，压实村、社两级基层组织责任，做好群众基础工作，最终形成总基调为：解除租赁合同、支付租金、自行复耕、及时将土地另作安排的调解方案。

走好第二步：充分发挥法院调解的主导与引导作用。调解法官召集绿牧公司负责人和实际投资人现身，提出与村民要求方向一致的可行性方案。同时，与林业主管部门对接砍伐申报延伸工作，与执行局对接该宗林木权利所涉另案查封等关联性工作，排除矛盾纠纷化解兑现的后顾之忧。

走实第三步：多元化解联动聚力同向调解。以法院为主导，联同入驻法院的律师、公证协同室公证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本土化的“四联调”机制，搭借党委政府引导司法局为经营户提法律供援助这一平台，充分发挥各家的法律优势、职业特长和综合资源，全力做好矛盾疏导、释法明理、权衡利弊工作。最终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即时解除了租用合同，绿牧公司变卖租赁土地上的林木，并以所得款给付所欠租金及复耕费每亩650元，不足部份由实际投资人补齐。在调解现场，龙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出据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法院进行了司法确认，实现纠纷的调解与司法确认现场对接“一站式”办理。

法院启动多元化纠纷机制，深入纠纷发源地，从情理法方面反复做群众思想工作，更加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最终赢得群众的支持与理解；通过枫桥经验与本土化的联调机制相融合，促进类型纠纷在源头上实质化解，实现群众权益最大化，赢得了各方当事人在调解现场同时拍手鼓掌；同时，党委政府对法院勇于担当主动服务基层群众既化解纠纷又终结信访的成功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资阳市政法委组织的“今天我当班”栏目组记者一行，在调解现场进行了体验试采访和报道，受到社会群众点赞

目前通过林木价款已兑现40%，差额部份，投资人将在春节兑现30%，来年全部兑现，200余户纠纷通过多元化纠纷机制成功化解自动履行，纠纷在春风细雨中案结事了，真正实现了“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再现。

【典型意义】

本纠纷通过多元协同化解的典型意义在于：因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合同纠纷，虽然租金可以直接依合同计算直接判决，但对于逾期违约金计算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特别是对于土地复耕费由公司负责、判决负责到什么程度，没有标准，难以界定，复耕费用支持多少依据是什么？200多户家庭是否都能接受判决的违约金、复耕费？所以判决的法律依据也不好把握，且系涉民生类案件，判决不好、执行不到位均有可能涉群体信访，矛盾被激化。面对诸多矛盾，唯有通过调解，调动双方的积极性面对现实，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事关老百姓的生存之本。因此本案法院积极采用诉前调解的模式， 通过前期摸排情况及征集各方意见，以先进行调解和劝导，把矛盾疏通放在前端，通过多元化解纷机制协同方式，有效降低成诉率、提升纠纷化解的机率。

（一）纠纷在源头上化解。本案中，当事人一方是4个村民小组（203户754名村民），一方是公司经营不善，无财产支付租金。厘清矛盾焦点、难点及突破点，以“司法+”多元联调化解纠纷的调解方法，变“座堂调解”为主动下基层做工作，将调解搬到镇政府，让群众少跑路，拉近群众距离，让群众信任法院主动为民服务，把矛盾放在源头上化解；

（二）纠纷在于聚力化解。多元化解实质是借助各方职业优势、法律优势、群众基础等优势，盘活各种有效资源，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帮助利益各方寻找平衡点。本纠纷“借”政府及社会各方调解力量，“兼”案件的后续执行效果，着力实质化化解纠纷。通过与当地党委与政府联系，以法院为主导，邀请入驻法院的律师、公证协同室公证员、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村级调解组织进行 协同努力从而化解纠纷，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三）纠纷化解便利于当事人。一是法院在调解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去为当事人服务。一是该纠纷土地上的林木本身附有债务即租金，而国有资产的农担公司为另案申请人，在执行中，法院对林木进行了查封，谁的债权应当优先受偿，为此，调解人员主动报告法院党组，党组安排执行局与诉讼服务中心调解法官主动与市农担公司多次对接，进行政策解读，让农担公司让权于民，并通过法院裁定解除对林木的查封，方便于民。

同时，对当事人砍伐大片林木，是否违反森林法的规定，调解法官提前与林业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办理合法的审批手续，方便当事人履行。

为实现纠纷化解，减少诉讼成本，法院采取多元调解与司法确认衔接方式，直接在现场进行司法确认，当事人未产生诉讼费，又能保证调解，保障后期的执行，让利于民。

（四）法院主推化解，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纠纷成功调解、促进当事人自动履行，让后续类似的纠纷，诉源治理提供了鲜活的素材，通过了解纠纷产生及存在的根源、土壤，与多方调解力量进行会商，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提出具象化、针对性的“靶向”调解方案，从根源上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即便最终要通过人民法院裁判，也会增大当事人服判息诉的概率；也才能够更好地、彻底地解决矛盾根源。因此，举多方调解之力解决社会纠纷，在其优势与成效下实现解纷机制由“独木桥”到“立交桥”、由“独角戏”到“大合唱”的转变，真正的践行最高人民法院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初衷以及预期目的。

关于户口迁移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纠纷案例？

法院认为已经取得承包土地的农民进城落户，并不会自动丧失已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以农民已经将户口迁入县城为由收回承包地。

最后法院判决支持了王某某诉求，判决陈某某与四坪村民委员会签订《巫溪县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所涉及王某某原承包土地的部分无效，陈某某将王某某的承包土地、山林返还王某某。

兄弟土地继承纠纷案例点评？

前不久，随着案件执行完毕，因农村土地承包权对簿公堂的沁阳市西向镇刘家兄弟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1998年，刘父与所在村的村委会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村里5.52亩土地。刘家父母与刘弟一起生活，二老分别于2014年、2015年去世后，耕地由刘弟继续承包，村委会将该土地确权在了刘弟名下。2015年，刘哥强行在刘弟耕种的两块土地上种起了核桃和小麦。刘弟要求返还遭到拒绝，于2017年2月将哥哥诉至法院。

经过沁阳市人民法院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审理，判决被告刘哥将侵占的两块土地返还原告刘弟。“父亲留下的承包地，我为啥没有权利继续承包耕种？”刘哥接受不了判决结果，迟迟不愿履行。执行法官多次前往他家释法明理，最终促使案件执结。

承办法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家庭承包和以其他方式承包两种类型。以家庭承包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在我国，土地不是个人私有财产，不能作为遗产继承。当承包耕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必须仍以户为单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本案中，在土地已经确权给刘弟的情况下，刘哥不能以继承为由占用该土地。

法官告诉记者，并不是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不能继承。家庭承包中的林地承包和针对“四荒”地的以其他方式承包，由于土地性质特殊，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收益期间长，为维护承包合同的长期稳定性，保护承包方的利益，这两种情况的土地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例？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例

原告刘某与被告王某系同村人，原告于XXXX年XX月取得讼争的该村圩南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领取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原告后因外出，并与本村村民陈某私下达成口头协议, 该4亩耕地暂由陈某耕种，上缴费用由陈某负责缴纳，原告回乡需要耕地时，陈某必须随时退还耕地，但不久该4亩耕地便被撂荒。

后经几次流转，该4亩耕地由被告王某与同村其他几户村民私下调济而占有使用。

XXXX年被告开挖鱼塘80多亩，其中包含原告刘某的4亩耕地，此塘由被告与其他人合伙养殖，该4亩耕地上缴费用也由被告缴纳,并持有农民负监担督卡。

该村自第一轮农业承包合同以来未进行第二轮承包。XXXX年原告返乡后要求收回该4亩耕地，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

二、判决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于XXXX年XX月合法取得圩南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将原告承包经营的4亩耕地占为己有，是对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害，遂判令被告退还该4亩耕地给原告。

被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后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要求被告让出该4亩耕地。

三、执行情况

在执行中，法院依法向被告发出执行通知书，限期让出该4亩耕地，但被告未按期限履行。

到执行现场发现，该4亩耕地，系整片鱼塘内的一部分。

如按照判决书的内容退还为耕地则将在鱼塘内形成孤岛状田块，原告明显不便使用。

一种意见认为，判决没有考虑实际执行的可行性，造成法院无法实际执行，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撤销原判决重新作出可供执行的判决。

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的判决实质上并没有错误，即使再审重新作出新的判决也只是给让地加上一个可行的合理期限，而且再审不仅会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也会大大降低法院的公信力，因此主张变通执行方式，直接给让地设定一个合理期限。

后原被告达成和解，约定期限让塘，被告贴补使用费。

四、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

(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

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原告刘某的承包地，曾撂荒，但发包方未另行发包。

承包地税费虽由被告缴纳,并持有农民负监担督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但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变，被告王某应返还原告刘某承包地。

但本案的判决却造成实际执行困难，原告客观上暂时无法取得承包地。

主要原因是本案被告王某及其合伙人擅自开挖耕地为鱼塘，改变承包地的用途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

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据此，被破坏的农田必须复原。如果土地已经不可复原，应由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经过相关政府部门审核同意后，才可以调整耕地用途。

因此，该案应当向土地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书，待其对承包地的现状作出处理意见后，再作出是否返还或何时返还的判决较为妥当。

宗地图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某村2队村民李某1993年经过村、区、市的审批，取得村内一块169平方米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准建证建房。2014年2月，李某想拆旧建新，翻建旧房，在此过程中，李某超出原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在房屋的南面空地起建地基，被空地使用人黄某阻拦，双方产生纠纷，原告李某以黄某侵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黄某停止侵权，排除防碍。被告黄某委托黄华勋律师参与本案诉讼。

代 理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黄华勋接受被告黄某的委托，作为其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涉案地属于黄某的承包地，不是李某的宅基地。

涉案地是黄某的承包田地，1980年落实生产承包责任制，被告作为家庭户与生产队签订有土地的承包合同书，其中黄某家庭户在望转渌{即广西XX机械有限公司大门右侧}的承包地有3.1亩，被告从1981年耕种到1992年。1993年广西XX机械有限公司征用被告在村2队大鸡路望转渌的承包地，剩余400多平方米未被征用。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原告以“地主”的身份把剩余的400平方米的田地租给武鸣人搭盖临时建筑使用，并收取租金。原告私自霸占被告的田地，被告发现后，多次与武鸣人交涉退还田地，未有结果。武鸣人搬走后，原告想在此地建房，被告不许，要收回该处的责任田，双方产生纠纷。

二、原告提供的地籍资料，证实的是李某现在居住的大鸡村路131号门牌的宅基地资料，地上房屋有2层，仍然在居住使用，并没有拆旧重建、翻建。

1、D030XXXX号宗地图确认的是李某1993年获批的宅基地，面积169平方米,这个是现在李某居住使用的大X村路131号门牌的2层房屋的宗地图，不是原告与被告起争议的涉案地。

2、宗地图的四至范围，北1-2界址边外墙为界，隔缝为民政型钢厂，东为道路，西6-7-1界址边外墙为界，隔缝是民政型钢厂(即现在的广西XX机械有限公司)，南面是空地，宗地图的宅基地范围与被告提供的现场照片吻合，因此，原、被告对D030XXXX号宗地图上的房屋并没有纠纷，而真正起纠纷的是，此房屋的南面的空地，原告想在此南面的空地上建房，而该地是被告的承包地，双方才引起纠纷。

3、从原告提供的D030XXXX号宗地图的资料与现场照片看，该地上的房屋没有拆旧重建、或翻建，也没有取得新的准建证等审批手续，就算原告要拆旧重建、翻建，也得要重新申报，不能以1993年时的申报资料作为现在建房的依据。

三、原、被告起争议的是D030XXXX号宅基地南面的空地，有400多平方米，是属于被告的承包地，经过被告向市国土局、规划局、建设局等部门查询，该处的空地并没有作为建设用地进入规划范围，也没有任何人向主管部门申报要求把此空地作为宅基地。此前，李某假借地主的身份把该地私下租给别人而在此地上所盖的房屋，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7条的规定，并没有取得土地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建起的房屋实际是临时建筑，按规定，临时使用土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

如果是要是空地上建房，就要按《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提出申请获得审批手续方可，否则就是违法占地的违章建筑。原告说地是她的，并没有材料证实，也没有取得主管部门的批准，还利用D030XXXX号宅地图资料来主张南面的空地，反告说是被告阻拦她建房，简直是无稽之谈。

四、本案原、被告起争议的是原告D030XXXX号宅基地南面的空地，这个空地不在D030XXXX号宗地图的169平方米的用地面积之内，因此，从法律上说，应该属于土地纠纷，按《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政府处理。本案涉及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对原告与被告个人之间的土地使用权争议，应该依照《土地管理法》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地纠纷的主管部门为政府，而不是法院。尽管朝阳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过调解，但是该组织不是县一级以上的政府部门，没有行政决定权，因本案引起的土地纠纷，应该先交县级以上的政府部门处理，这个是法律规定的前置程序，而不宜由法院直接受理。

从本案材料看，争议地不是D030XXXX号的宅基地，而是空地，在地块使用权没有确认的情况下，不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即不能以一方侵权而提起停止侵权排除防碍或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这是因为由于土地使用权争议没有得到解决，法院无法确定争议地地块使用权的归属，不能对是否侵权作出判断，不能行使审判权。因此，建议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五、本案庭审中，原告并没有提供被告阻拦其D030XXXX号宅基地建房的证据，也没有提供有被告想侵占原告D030XXXX号房屋的证据，实际上，被告也没有阻拦、侵占原告D030XXXX号房屋的情况，在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广西华胜律师事务所：黄华勋律师

年 月 日

法院经开庭审理，现场勘查，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土地使用权纠纷的主管部门为人民政府，而不是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经向原告说明此理，原告即申请撤回起诉。法院经审查认为其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作出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

此案没有依据实体法对案件展开进一步的审理，仅仅在法律程序上，原告就承担了败诉的不理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