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侵权案例（关于品牌侵权的案例）

乌苏啤酒维权乌苏冰纯获赔15万，这起案件有哪些警示作用?

这起案件能够造成一定的警示作用。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更应该要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应该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也要利用要做一个遵纪守法公民，并且也应该要多多监管，才能够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生活中常见的侵权事件有哪些

您好！根据您的问题，回答如下，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第一：动物致害

（一）什么样的情况下，饲养动物致害会承担损害责任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承担责任要满足下面几个条件：

1.致人损害的动物是饲养的动物。

饲养的动物是能够被人所占有和控制的动物，如家畜、家禽等。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无人承担侵权责任，一般由受害人自己承担损失。

【注意】培养、保管微生物致人损害的，适用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相关规定。

2.饲养的动物造成了他人的损害。

3.饲养动物的致害动作与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

4.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原则上是无过错责任。

第二：物件（高空坠物）致害

（一）什么样的情况属于物件致害，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存在物件致害行为。如物件倒塌、脱落、坠落、抛掷、物件表面剥落等。

2.存在被侵权人遭受损害的事实。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

3.物件致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第三：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

（一）怎么构成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

1.事故须是机动车造成。

机动车包括各种汽车、电车、电瓶车、摩托车、拖拉机和轮式专用机械车。

2.须是机动车在使用中或运行中发生的交通事故。

机动车交通事故必须是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的。

3.造成了他人的损害。

受害者包括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其他机动车上的人员，甚至包括本机动车上的人员。损害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4.须机动车事故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发生的损害是因为机动车事故造成的，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

5.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行为人应具有过错。意思是，发生事故后由交警出具责任认定书，这个责任认定书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主要依据。

第四：产品责任

1.产品责任的性质

产品责任是侵权责任，不同于瑕疵担保责任，不以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

2.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1）产品存在缺陷。

（2）缺陷产品造成了受害人民事权益的损害。

（3）缺陷产品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只要确认了产品存在缺陷，而且能够排除其他造成损害的原因，就可以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生产者、销售者必须举证以推翻因果关系的推定，才可以免责。

（二）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

1.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主要是生产者和销售者。

2.产品责任的归责方式

（1）对外：无过错责任；这里对外指的是对消费者。

（2）对内追偿：销售者系过错责任。对内，指的是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谁有过错谁承担最终责任。

（3）缺陷产品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应承担过错责任。产品的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不按照有关规定和产品包装上标明的储藏、运输等标准进行储存、运输，造成产品缺陷，应对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承担侵权责任。不能列为被告，顶多列为无独三。无独三为法律概念，将在后面发表的文章中详细介绍。

（4）缺陷产品销售者应承担过错责任。在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时，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靳东诉商城侵权获赔5万，被告是谁呢？都干了些什么？

靳东起诉某商城新权获赔5万元，被告是芜湖市的南京新百大厦有限公司。由于该公司在未取得靳东同意下就擅自使用其肖像权宣传新的产品，这也就导致了该公司侵犯了靳东的肖像权，最后自然也就需要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按照目前明星的影响力来看，许多明星如果能够获得代言的话，一般都会获得比较高的经济利益，对于公司来说也是如此，公司如果能够请来明星代言。产品的公信力以及产品的知名度肯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提高。按照目前靳东的咖位以及靳东的影响力来看，该公司没有经得他的同意就使用他的肖像，这明显就构成了侵权，法院最后自然是要判决其承担损失的。

一、靳东诉商城侵权获赔5万，被告是芜湖南京新百大厦有限公司

按照目前某信息公开平台的消息，所谓的靳东诉某公司也就是南京新百大厦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注册地址就在安徽省芜湖市。在这一起案件当中，由于该公司侵犯了靳东的权利，所以最后法院就判决该公司不仅需要赔偿靳东5万元，而且还要该公司登报道歉。在这样的判决出来以后，不少的人都好奇这个案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下我们就进行详细叙述。

二、对方侵犯了靳东的肖像权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最后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要赔礼道歉和赔偿5万元是因为对方侵犯了靳东的肖像权。按照目前网络公开的信息来看，该公司在没有经过靳东的同意下擅自使用了其肖像的41张主图用于该公司的商品宣传，最后也就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认为该公司已经取得靳东的商业代言。这种没有经过同意就擅自利用他人肖像的行为，这已经构成了对靳东肖像权的侵权，所以最后法院才会按照有利于靳东的方向判决对方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求外观专利侵权案例，带图的，带分析的！

您好！我给您讲一个关于外观专利侵权的案例（选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姜颖女士讲述的案例。）

北京李先生加州牛肉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李先生公司），成立于1996年，主营牛肉面生意。自2008年开始，陆续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了几项餐具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2009年9月，李先生公司偶然发现北京志瑞祥美国加州牛肉面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志瑞祥公司）也做着牛肉面生意，并且在经营场所，也使用着和李先生公司专利一样的餐具。于是李先生公司以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将志瑞祥公司告上了法庭。

由于案件起源就是这些餐具，那么先分析一下李先生公司为什么会获得外观专利权呢？

对于外观设计专利而言，并不要求具有多么高深的技术，或是解决多么大的技术难题，只要对工业产品做出的富有美感的新颖设计就可以。但是这种工业设计必须要不同于之前已经存在的设计，这种不同不仅仅指不相同，而是不同之处要有足够的区分度，使得我们乍一看就能将两者区别开来。

李先生的餐具，明显不同于我们日常接触的餐具，他们或是设计了独特的部位，或是独特的设计形状，不仅使它们与日常餐具区分开来，也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和生活，应该得到法律的鼓励与保护。

而对比李先生公司和志瑞祥公司的餐具，从对比中发现，无论形状，还是大小，无论款式还是颜色，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都区别不大，几乎是完全一样。虽然局部细微有差别，但不会影响盘子的整理的视觉效果，对于消费者而言说，不会仅仅是乍一看就能区分两者的不同。

志瑞祥公司在接到诉状之后表示，自己所使用的餐具并不是自己仿造生产的，也不是刻意定制与之相似的餐具，而是在福建的某供销商处购买的，并拿出了一份《购销合同》的复印件，以证明自己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而来。 同时进一步提出，即使两家餐具构成近似，自己也是无心之失，所谓不知者无罪，不应该赔偿经济损失和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进一步提出，即使两家餐具构成近似，自己也是无心之失，不应该赔偿经济损失和侵权责任。

我国专利制度对被告是否知道原告专利，采取的是推断原则，换言之，只要侵权产品进入了专利保护范围，就推定被告是知道或应该知道原告的，实际上是不是知道在所不问，这就是专利制度的特殊之处。专利申请一旦提出之后，就被要求向社会公开，广而告知，任何人都有可能或有渠道知道包括专利方案，设计图片等专利的具体情况。专利权人只有公开技术，才能换来法律上10年或者20年的专有保护。专利权限一过，大家就可以自由使用。但对专利信息的公开不是无偿奉献，所以任何人都有责任避免对他人专利造成损害，否则就会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不知者无罪不能适用于这项专利制度。

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既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产品。” 换言之，外观设计专利并不禁止他人使用外观设计专利，是允许使用的。

而志瑞祥公司的情况，是用于生产经营，虽然非属制造和进口，但事实上，志瑞祥公司以加盟费的名义将餐具打包在硬件设备费用中，连同其他硬件设备提供给加盟商，视为销售餐具的行为；而在当年制作的网站背景上，展示了各种餐具衬托下的菜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加盟，并从中收取加盟费，所以网页展示的行为构成了许诺销售。

但即便是这样，志瑞祥公司也不并一定要赔偿李先生公司的经济损失。因为根据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制作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志瑞祥公司认为，提供的《购销合同》复印件，可以证明自己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而来，自己不需要承担经济赔偿。如果追究责任，也是追究福建的供销商的责任。

法官审理认为：该《购销合同》存在三大致命伤。

第一，缺乏原件，能被法院认可的证据必须满足真实性的要求，所以所有提供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都是原件，而复印件是容易修改和伪造的，法院自然难以凭复印件认定其真实性；

第二、时间错位，也就是签订购销合同时，公司甚至都还没有成立，那么合同上怎么能出现公司的公章呢？

第三、履行无据，合同目的在于履行，商业化活动中能够证明合同得到履行的证据就是往来发票和收据，然而志瑞祥公司同样没有提交合同得到履行的证明凭证。

法院判定：

综合考虑上述三大因素，法院没有支持志瑞祥公司对餐具具有合法来源的主张，认定志瑞祥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李先生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侵犯，判决志瑞祥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在综合考虑餐具的实际价值，志瑞祥公司持续销售侵权餐具的时间，由此可能给李先生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因素以后，判决志瑞祥公司赔偿李先生公司经济损失22000元。

以上，希望对您有帮助！请采纳！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互联网的专利侵权案例有哪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4月15日发布2014年度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QQ商标争议行政案、苹果APP著作权侵权案、猎豹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马爱侬仿冒不正当竞争案等数起涉互联网案件入选。

案例一 通信控制系统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案

【案情】

交互数字技术公司是名称为“用于码分多址（CDMA）通信系统的自动功率控制系统”的发明专利权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兴通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该专利权有效。中兴通讯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撤销无效决定，判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无效决定。

【点评】

专利侵权的判定方法可以用于判断诉争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新颖性。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如果现有技术落入诉争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则诉争技术方案不具备新颖性。在此基础上，为了判断新颖性而对比诉争技术方案和作为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时，可以委托专利巴巴等专业代理机构进行正向比较，而不是进行反向比较。所谓正向比较，是分析作为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诉争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所谓反向比较，是分析诉争技术方案是否具有现有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如果诉争技术方案不具有现有技术的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或者说现有技术方案比诉争专利的技术方案的技术特征更多，则认为多出来的技术特征构成二者的区别技术特征，因而认定诉争专利的技术方案具备新颖性。反向比较是错误的新颖性判断方法，应当予以否定。近年来，通信领域的专利纠纷频发，本案的审结对于通信领域的专利权保护与专利权有效性认定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特别是该案对专利新颖性判断方法进行了探索和明确，有利于专利授权确权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

案例二 “固定框架”专利权侵权案

【案情】

哈廷电子有限公司及两合公司（下称哈廷公司）是名称为“固定框架”的发明专利权人。哈廷公司通过北京希格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希格诺公司）购买了由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永贵公司）制造、销售的电连接器产品，哈廷公司认为该产品侵犯其发明专利权，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约150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希格诺公司和永贵公司立即停止侵权，永贵公司赔偿哈廷公司经济损失70万元、合理支出15.97万元。

【点评】

技术特征如何划分是专利权利要求解释中的重要环节，但是，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出技术特征以及主题名称是否属于技术特征，是否对权利要求具有限定作用，在理论及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该案首先对技术特征的划分标准进行了有益尝试，从专利巴巴等代理机构代理人的角度，将专利技术特征的划分与实现发明整体技术效果的各个技术环节相联系。此外，该案还准确界定了主题名称的限定作用，认定主题名称本身并不属于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在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主题名称应当予以考虑，但实际的限定作用应当取决于该主题名称对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技术方案本身产生了何种影响。该案裁决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在权利要求的解释规则、保护范围的确定以及赔偿数额的计算等方面都做出积极探索，既科学合理地界定了保护范围，制裁了被控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同时也注意权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支持了权利人的合理诉求，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三 “QQ”商标争议行政案

【案情】

“QQ”商标（下称争议商标）由腾讯公司于2005年5月19日提出申请，核准注册日为2008年3月7日，核定使用在机车、汽车等商品上。2009年11月26日，奇瑞公司在法定期限内针对争议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了撤销申请。2013年2月17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撤销。腾讯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被诉裁定。

【点评】

根据2001年施行的我国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商标所有人通过宣传、使用，投入了人力、物力，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逐渐在商标上积累了商誉，这些都是商标所有人的无形财产，虽然不像注册商标那样可以获得专有性的权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而抢先在不相同、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进行注册，即可认定其采用了不正当手段。在先商标的使用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先商标有一定的持续使用时间、区域、销售量或者广告宣传等的，可以认定其有一定影响。

案例四 “稻香村”商标异议复审行政案

【案情】

1997年5月21日，北京稻香村食品集团经核准注册了“稻香村”商标（第30类），后注册人变更为北京稻香村公司。

2006年7月18日，苏州稻香村公司提出“稻香村及图”商标（下称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商品在第30类。

被异议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后，北京稻香村公司提出异议申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裁定被异议商标准予注册。北京稻香村公司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商评委裁定被异议商标不予注册。苏州稻香村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维持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被诉裁定。

【点评】

此案是对两个具有历史渊源的老字号如何通过商标近似的判断来区分各自的市场的一个典型案例。苏州稻香村公司在本案申请注册的“稻香村”商标与其受让的在先商标，在表现形式上不同，反而与北京稻香村公司的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稻香村”商标非常接近，从而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误认，打破了能够区分的市场实际和已经形成的稳定市场秩序，将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误认，故不应准予注册。通过本案的审理，法院确立了对于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之间应当维护已经稳定的市场秩序，不得侵入对方商标权保护领域的基本规则。

案例五 嵌入式软件著作权侵权案

【案情】

微软公司发现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合众思壮公司）销售的汽车导航仪上使用了Windows CE 6.0计算机软件，认为合众思壮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其对上述软件享有的著作权，遂将合众思壮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合众思壮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微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93万余元。

【点评】

嵌入式软件是一种嵌入在硬件中的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软件。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日益加强以及计算机科技的快速发展，嵌入式系统已经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但由于搭载嵌入式软件的硬件通常作为产品的零部件，而非单独作为软件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所以，权利人在维权中的取证过程相对于一般计算机软件案件更加困难。本案作为“第一起涉及车载导航中嵌入式操作系统软件侵权的案件”，确认了正版标签在嵌入式软件合法来源证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有关嵌入式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案例六 “苹果APP”著作权侵权案

【案情】

《李可乐抗拆记》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李承鹏是该书作者。李承鹏指控苹果公司未经其许可，自行上传或与开发者通过分工合作等方式，将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到苹果应用商店，并通过该商店向社会公众提供下载阅读，获取经济利益，上述行为侵害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苹果公司赔偿李承鹏经济损失1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1000元。

【点评】

本案是“作家维权联盟”因苹果公司在其经营的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上提供涉嫌侵犯其著作权的应用程序而向苹果公司提起的系列维权诉讼之一。最终，法院认定苹果公司是App store（应用程序商店）的经营者，应用程序商店是一个以收费下载为主的网络服务平台，并且在与开发商的协议中，约定了固定比例的直接收益，因此苹果公司应对开发商的侵权行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苹果公司在可以明显感知涉案应用程序为未经许可提供的情况下，仍未采取合理措施，未尽到注意义务，具有主观过错，其行为构成侵权。在当前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各种新的网络平台经营模式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本案的审理对如何界定平台服务商的行为性质、责任，具有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

案例七 钱钟书书信著作权及隐私权侵权案

【案情】

2013年5月，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中贸圣佳公司）发布已故著名学者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公告。钱钟书遗孀杨季康（笔名杨绛）遂向法院提起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诉讼，认为李国强和中贸圣佳公司构成对其著作权及隐私权的侵犯。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中贸圣佳公司和李国强停止侵权、赔偿杨季康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并赔礼道歉。

【点评】

此案不仅因涉及著作权、隐私权以及物权等多项权利的认定，颇具代表性并广受关注，而且还对拍卖公司因从事拍卖活动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和规范，特别是拍卖公司在拍卖活动中，除应依据拍卖法就拍卖标的的所有权归属、委托人的身份情况进行审查，并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外，对于负载著作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其他民事权利的拍卖标的，还应对相关著作权权利归属、隐私权和肖像权的权利保护等情况进行审查，以履行拍卖法所赋予拍卖人的法定义务。此案的审结，明晰了拍卖者的法律义务，规范了拍卖市场秩序，对维护相关权利人的著作权、隐私权等民事权利具有积极的意义。

案例八 《推拿》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

毕飞宇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推拿》的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8年9月出版该小说。2009年7月，毕飞宇将电视剧改编权独家提供给中融公司。2010年12月2日，中融公司将其获得的授权转让给禾谷川公司。2011年1月，禾谷川公司委托陈枰为文学作品《推拿》的电视剧改编编剧。2013年4月，陈枰与西苑出版社就陈枰版《推拿》（上、下册）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同年6月，该书出版。毕飞宇、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陈枰版《推拿》的出版发行行为侵权为由，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西苑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图书《推拿》;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停止销售图书《推拿》;陈枰、西苑出版社连带赔偿毕飞宇经济损失14万元;陈枰、西苑出版社连带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5000元。

【点评】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规制市场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故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规制商品市场流通过程中的授权，而不是规制商品创作过程中的授权。本案中，陈枰和西苑出版社仅具有改编作品的授权，并不具有出版改编作品的授权，也就是说不具有将相关改编后的作品推向文化市场、作为图书商品流通的授权，因此，被告出版同名作品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图书出版市场存在的授权混乱、权利意识淡薄、诚信缺失等现象。通过本案的审理，有利于当事人规范其行为，也对整个图书出版行业的合法规范经营发展提出了指引。

案例九 马爱侬仿冒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

马爱农在翻译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2012年6月18日至2013年1月4日，新世界出版社与北京兴盛乐公司就出版《爱的教育》等13本图书分别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约定作者的署名为“马爱侬编译”。2012年10月至2013年6月，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述13本图书。这些图书的封面、书脊、扉页及版权页上均署有“马爱侬 编译”，版权页上同时还署名“作者 马爱侬”。马爱农认为新世界出版社仿冒其姓名，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要求新世界出版社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5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新世界出版社赔偿马爱农经济损失10万元及合理费用1.5万元，并判令新世界出版社停止出版发行涉案图书。

【点评】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仿冒他人姓名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擅自使用他人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的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从字面上看，该条似乎不包括擅自使用与他人姓名相近似的姓名的情况。但从反仿冒和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出发，本案扩张解释了上述规定，将擅自使用与他人知名姓名相近似的姓名的行为也认定为上述规定所规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另外，本案还探讨了出版者出版仿冒他人姓名的图书时的注意义务问题，提出了出版者在出版发行图书过程中应当对作者署名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且对于作者笔名的注意义务应当高于对作者真名的注意义务，并以此作为出版者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这对于规范出版者的出版行为，防止仿冒他人姓名的图书的出版发行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十 猎豹浏览器不正当竞争案

【案情】

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称合一公司）经营优酷网，主要以两种方式向用户提供视频播放服务，一是“广告+免费视频”服务，二是向收费注册用户提供无广告的视频服务。合一公司发现猎豹浏览器通过修改并诱导用户修改优酷网参数，过滤优酷网视频广告，遂起诉要求金山网络公司等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消除影响，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0万元。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金山网络公司、金山安全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等。

【点评】

目前，“广告+免费视频”服务模式是国内外视频网站普遍采用的商业模式，包括优酷网在内的视频网站确实存在贴片广告过多、过长，无法跳过的问题，市场上部分消费者对此颇有微词。但商业模式的优劣理应由市场选择决定，而非由其他经营者以破坏性手段，采取“丛林法则”竞争方式进行评判。本案是我国首例浏览器过滤视频广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代表了互联网行业内容服务提供者与技术服务提供者的生存边界之争。国外也存在类似的纠纷，但未形成生效判决。本案裁判不仅法律意义重大，而且广受互联网行业关注，社会影响巨大。法院判决重点阐明了浏览器过滤视频广告的不正当性在于商业模式利益应受法律保护，除非存在更优越的可替代之模式，他人不应以该模式存在缺陷而借中立技术之名破坏该商业模式，损害该商业模式经营者的可得利益。（知识产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