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行为心得（侵权行为心得500字）

帮写一篇学习《知识产权法》的心得体会

写《知识产权法》的心得体会的要点是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体会，并且能正确运用它。

范文：

知识产权法是指因调整知识产权的归属、行使、管理和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知识产权法的综合性和技术性特征十分明显，在知识产权法中，既有私法规范，也有公法规范；既有实体法规范，也有程序法规范。

下面让我们一起通过以下的知识产权法的学习心得体会起来了解其他人的学习后的感触在x市知识产权局的精心组织下，我很荣幸地成为X年度泰州市知识产权工程师培训班的学员。

从5月下旬开始我参加了为期15天的网终远程培训的学习和培训教材的自学，并以85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网络考试加了为期一周的、以集中脱产面授形式的集中学习。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自学阶段认真收看视频课程,读培训教材。

集中学习不退到不早退，认真听，细心记，珍惜各位教授讲师的每一节面授课程通过这次培训学习，收获颇丰。自学阶段主要学习了知识产权基础理论、专利法概论、商标法概论、著作权法概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等相关知识。

面授阶段主要学习了；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范及应对、企业知识产权运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解读及实施、无形资产评估、知识声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专利申请文件撰写专利商标审批流程、专利文献检索与运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知识产权国内外动态、省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政策体系解读等，相关知识我比较熟悉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在学习知识产权法的时候，将其与民法通则进行比较，发现其有不少相通相近的地方。

知识产权的客体虽然是无形的，但他的财产关系处理上基本与普通财产关系没有本质的区别。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发表，使用其作品；剽窃，抄袭他人作品有参加创作而在他人的作品上署名；

使用他人作品未支付报洲；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作品，未经许可，复制发行他人制作的录音录象制品。

求4个法律案例, 还有案例分析, 心得。

例1：王xx,王妻李x,女儿王x ，一次地震中，王xx失踪，妻李x按法定程序宣告王xx死亡，之后李x自行处理财产，并把女儿王x送与邻居，自己改嫁。一年后，王xx回来，要求与李x复婚，要回女儿和财产。问，王xx的要求能否实现？

答案：

王某要求要回女儿和财产能够实现，但要求与李某复婚不能够实现。

理由：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本案中李某已按法定程序宣告其死亡，符合本条规定。

根据《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没有死亡，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本案中王某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死亡宣告，然后要回自己的女儿。

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依照继承法取得他的财产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的，给予适当补偿。所以王某可以依法要求李某返还财产或者进行补偿。

例2：李某年满17周岁，是某厂的临时工，月收入800元。一天，李某未征得家长的同意，把价值2000多元的数码照相机送给好朋友程某。之后不久，李某因患精神分裂症，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的人，其父母据此诉讼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李某与程某的馈赠照相机的行为无效。

该馈赠行为是否有效？为什么？

法院应如何处理本案？

答案：法院不应支持李某父亲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的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本案中，在实施影碟机买卖行为时，李某已满17周岁，并且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应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依法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无须征得其父母同意。故李、于二人的影碟机买卖合同是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至于李某患精神分裂症，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发生在买卖合同订立之后，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所以，李某父亲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例3：贺小红系儿童影星，年满9周岁，片酬颇丰。其父贺大明的亲弟贺二白，家居山区，生活较为困难。贺大明将贺小红的片酬3000元以贺小红的名义赠与贺二白。

因此这一民事行为是否有效，为什么？

答案：这一民事行为无效。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例4：2006年1月某日，本市田林路好又多超市内，姜女士正在采购速冻水饺。因多拿了几个塑料袋，姜女士与速冻柜台女营业员小张发生争执并动手，后被劝开。姜女士继续购物，并至收银台付款。不料。小张突然冲上前来对姜女士动手，后姜女士被送至医院，诊断为右锁骨骨折。

要求：

1． 如果姜女士提起诉讼，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那些？

项目名称解释以及依据并初步确定各项的赔偿金额

2． 姜女士需要状告的对象是谁？商场还是小张？理由

3． 请介绍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的联系与区别

分析本案所涉及的是哪种纠纷，理由

答案：

1、医疗费用，相关交通住院伙食费用，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如果有残疾的要根据伤残等级赔偿伤 残费，残疾辅助器具费。

2、如果按照侵权来告，可以列商场为被告，营业员的侵权行为是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作出的。商场应当承担职务侵权责任。

3、本案可以认为是两者的竞合。是明显的侵权，也是在消费合同过程中的合同纠纷，商场没有履行保障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安全之义务。

实践当中，一般都将单位和个人都起诉在内。并且现在法院也通常会判商场和营业员共同承担责任。

最近有一个很类似的案例，共享一下：

“北京公交售票员掐死少女案”告一段落：法院判定公交车上司乘人员均负有责任，与公交公司共同赔偿死者家属55万余元。此前，肇事售票员已被判处死缓，死者家属提出337万余元的赔偿要求。

本报讯 （记者 傅沙沙）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公交售票员掐死少女案”的民事索赔部分近日有了结果——海淀法院认定，726公交车的司机韩某与另一售票员吴某对小晏的死也负有一定责任，故判决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与售票员朱玉琴共同赔偿死者小晏的父母55万余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失费10万元。

2005年10月，13岁的小晏与父母到新街口买衣服，随后搭乘726路公交车回家。 途中，她因票务纠纷与售票员朱玉琴发生争执，被朱玉琴掐住脖子昏死过去。去年5月，肇事售票员朱玉琴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市一中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半年后，小晏父母向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及事发车上该公司3名司乘索赔损失337万余元。

小晏母亲说，女儿与朱玉琴发生冲突后，司机韩某立刻停车，但并未制止朱的暴行，反而上前推搡小晏。小晏晕倒后口吐白沫，尽管老两口苦苦哀求司机与售票员送女儿去医院，但遭拒绝，司机还称要拉他们去总站罚款。当他们在其他乘客帮助下打车将女儿送到医院时，已错过最佳救治时机，小晏经抢救无效死亡。

庭审中，一名来自辽宁的证人证实了小晏母亲的说法，并称司机韩某当时还在车上拉偏架，对小晏实施了人身侵害。二人的律师也当庭向小晏父母道歉，表示两名司乘人员才工作一年，对意外的预见和处理经验不足。

法院审理后认为，朱玉琴直接实施侵害行为致小晏死亡，车上其他的司售人员未能及时制止，还拒不协助将小晏送往医院救治，对小晏形成了共同侵权，由于二人当时举动属职务行为，故巴士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

3.15消费者权益日心得体会100字

3.15消费者权益日的讲话篇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也许大家觉得奇怪，这个节日和我们有多少关系，那些都是大人的事情!打假、维权啊!可不是我们中学生管的事情!

但是今天老师要告诉你只要你拿钱买东西，你就是消费者!当我们从附近小商店买到假冒的矿泉水，买到过期的方便面，吃到不卫生的没有任何卫生许可证的各种零食的时候，我们的健康受到危害，甚至影响到我们生命的安全的时候!我们是默不作声的扔掉还是走上前去找商家理论?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劣质及过期啤酒瓶还在伤人，我们除了为伤者感到痛心，有没有想到他应当如何维护应有的权益?当我们看到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有毒塑料袋”，有没有告诉他们消费权益正受到了损害?当残留农药的蔬菜还在市场贩卖、当三无产品还排放在商店的货架上„„所有的这一切，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们做为一个消费者应有的权益!

十几年来，"315"从一个国外泊来的普通纪念日，已经演变为中国消费大众维权的一个节日、一面旗帜。每年春天的这个时候，她都会再一次擦亮我们的信念和勇气，让理性的光芒照耀每一位经营者、消费者的心灵。

同学们!

让我们一起痛斥和揭露利欲熏心的制假造假者;

让我们一起为那些勇敢的站出来，维护自己和大众权利的先行者鼓掌呐喊;

让我们一起呼唤法制的力量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15消费者权益日的讲话篇二：

同志们、朋友们：

正值全县上下学习贯彻落实全县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和“三抓五治”活动之际，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广大消费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今天县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联合县质监局、烟草局等相关单位，在这里隆重举行“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动，目的就是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培养消费者安全消费意识，促使广大消费者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消费安全问题。

过去的一年，我县结合实际，全面深入地开展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对消费者投诉举报和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严厉打击了各类制假售假及违法违规行为，净化了市场，规范了秩序，使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市场经济秩序明显好转。

今年的“3.15”活动的主题是“消费与安全”，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即符合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际，又充分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总体要求。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以“消费与安全”为主题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让全县更多的消费者积极行动起来，不断增强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自觉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作斗争。对侵权行为、违法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同志们，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消费与安全”为主题，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逐步提高广大消费者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识假辨假能力，进一步加大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市场环境、投资环境而努力奋斗!

最后我代表县委、县政府预祝今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宣传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习心得】范文。 高中水平或初中水平也行 最好发自内心实地得。 9点半以前要。 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不足与完善

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一部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该法自1994年实施以来，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时理论和实践不足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影响，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一些没有跟上时代脚步的缺陷和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已成为人们日益重视的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迫在眉睫。

摘要：由于法律是根据实际案件的发生而逐渐完善的，所有法律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和弊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存在着对情况考虑不够完善的弊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各种消费问题层出不穷，消法的一些不完备性也日渐暴露出来。随着新兴电子商务的产生，消费行为又添新元素，消法也应该加入对网上购物的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对于消法的改进方案我提出一下四点内容：（一）消费者的定义范围不明确(二)消费者权利保护范围过窄（三）面对消费者维权成本超过预期收益的问题（四）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很大缺陷。

关键词：消法 消费者权益 消法的不足 消法的完善

正文

（一）消费者的定义范围不明确

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泛指从事一切消费活动的人，这里的消费即包括生活消费者也包括生产消费。而狭义上的消费者即法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则专指从事生活消费活动的人。因此，法学意义上的消费者的概念可表述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忽略了生产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笔者认为，我国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采用不是消费者就是经营者的“二分法”。消费者是以非生产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这就排除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把除此之外其他个人目的的消费者全部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扩大了消费者概念的外延，消除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消费者权利保护范围过窄

网络经济的出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不足以保护消费者。进而言之，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的范围，其中非常突出的是消费者的隐私权，其次还有反悔权。

隐私权虽然受民法保护，但是在消费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经营者未经允许，出于营利目的擅自泄露消费者个人隐私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范围已是必然之举。国家立法机构应在立法上建立详尽的资格认证制度、隐私保护制度、网络交易信息披露规则。网络商店的设立必须以具备了严密的安全保障系统、完善的付款机制、通畅的送货渠道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为前提条件。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网上商店的开设，运营实行强制性登记许可制，对网站的开设在技术标准、设备容量、人员配备、经营内容等项目方面进行审核，据此划分级别，对符合条件的才可发给相应级别的电子营业执照；规定网络商家应承诺只在所申明的使用目的范围内及消费者本人同意的情形下使用消费者个人资料。未经消费者授权，不得将信息提供给第三人，等等。

网上购物的局限性：消费者只能通过图片来看商品，就必然导致有时实际商品与商品图片有区别；有时消费者购买某件物品是由于消费冲动所导致的，购买后，在没有损耗商品的条件下，后悔购买了，在以上两种情况发生时，消费者的返悔权，是否也应该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消费者要求无条件退货是否可以受到消法的保护？笔者认为，消费者的反悔权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反悔权没有得到法律保护，那么网上购物的商家就很有可能利用网上购物的缺陷欺骗消费者。

（三）面对消费者维权成本超过预期收益的问题

因为消费者的各种纠纷应该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所以对于消费者纠纷应当施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现行《消法》第三十四条虽然为消费者提供了以下五种维权途径，第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第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第三、“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第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关仲裁”。第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由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消费者无法掌握消费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所以当发生消费纠纷时，即使消费者提起诉讼也未必能胜诉。再加上消费者协会无强制执行力、行政执法部门职责不清、司法资源极度短缺，往往导致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超过预期收益。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比较传统，针对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虽然有的审判机关已经在积极探索、尝试灵活便捷的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适合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严重地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

笔者建议从立法上改革诉讼程式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法院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虽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往往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应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简便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巡回法庭办案，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经营者分担举证责任，短期审结等，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还可以赋予消协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使其能积极为消费者的利益参与到诉讼中来。

（四）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很大缺陷。

我国《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从该条规定来看，我国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其数额也是由法律规定。但多年的实践证明，该制度性质含糊、适用条件不明确、赔偿数额过于死板等，消费者的安全权得不到保障，对于市场也没有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和威慑双重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加大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和判例中都确立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制假售劣等恶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采取严厉的经济制度措施，使制假售劣者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巨大的风险成本，一旦“东窗事发”就会濒于破产。这样企业就会重视他们自身的缺陷，这样从根本上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减少了许多矛盾和纠纷。除此之外，《消法》首先应明确惩罚性赔偿的性质，特别是要明确惩罚性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区别，它们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经营者除欺诈以外的其它行为，如故意、重大过失、恶意侵犯等都应被确认为消费者要求惩罚性赔偿的理由；最后要明确惩治罚性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不能一概以双倍赔偿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经营者侵权行为的性质、主观心理状态、经营者的实力、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经济水平、侵权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等因素也都应该考虑进去。切实维护市场秩序的良好运行。

结尾：

急需一篇关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学习心得。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